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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众将还像以前，不再变动。有功之臣，五十人，各自赐一子为侯。

禅让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庆祝封赏，渐渐平淡下来。新兴的晋国如日中天，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吏治清平，农业发达。人口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这种情形下，我开始设法遏制，三国后期逐渐形成的贪污腐化、攀比成风的不良习气。半年之内，查处各地贪官污吏一百余，全部斩首示众。并且暗地里打击士大夫在朝中的权势。阻止南北朝时期所谓‘门阀制度’的产生。

贞观二年，公元219年。我任命董和之子董允、张昭、顾雍、黄权、刘巴、程畿五人。开始施行新政。就是“王安石变法。”

这几个人都是有名的死心眼。软硬不吃，一心为民。用这样的人变法最见成效。

晋代不比宋代，儒家的腐朽政治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士大夫的寄生组织也还没来得及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时候搞‘经济体制改革’阻力非常之小。基本上皇帝下旨，就能成功。

王安石变法所以失败，说穿了就是伤害了‘士大夫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比所谓的“宦官集团”要厉害的多了。他们处处打着孔圣人的名字，高举着复古的旗帜，私底下将国家的地基挖空。当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朝堂上站满了士大夫，皇帝也是招惹不起的。所以我的速度要快——

在门阀制度来临之前，我成功了，经历了四十余年混战。大晋朝的人口和经济在短短的三年内得到了复苏。

可惜的是，门阀制度还是在这个时候悄无声息的有了雏形。

开国将领，封侯拜相的太多了。功臣宿将开始联姻，盘根错节，家族势力无限膨胀。士大夫们的权利也开始不断地扩大。兼并土地，兼并产业……我竟然无力阻止。

不是无力阻止，其实这一切是我造成的。

所有的门阀，都是封赏出来的。亭侯、乡侯、县侯相互联姻、结成连理、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做官对这些人的后代来说，岂非太容易了？？

政治体制改革，我不敢尝试！！有人敢，比如——王莽。可惜此君的下场不足效法。

虽然弊端已经出现。但社会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

仅以马匹而言，五年前战争刚刚结束时，全国战马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万匹。虽说袁军百万。但大多都是步兵。五年之后，仅只是洛阳、邺城、辽东、长安四个地方就有战马五十万匹。随着新法的推行，国家鼓励开垦，土地面积迅速的增加三分之一。许多以前无人耕种或者蛮荒的地方，都有居民迁居屯垦。全国最主要的三十个粮仓全部灌满。随着生活得安定，我开始着手裁军。一方面为了节省开支，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强壮的士兵，为祖国的人口事业做贡献。

没有百姓，我这个皇帝做来跟什么？

幽州兵、益州兵、雍凉兵维持原状。因为这些地方还不太平

中央军、荆州兵、扬州兵加起来总共八十万，我采取的是二选一。留下一半。另外一半，由政府发给安家费和土地，遣返回地方。男子多了，土地多了，粮食多了，没有战争，生活安定了。那么，人口繁衍的速度肯定会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汉末，大汉朝人口不到八百万。到了‘贞观’五年。公元221年，已经超过九百万。还在继续增长中。

这一年是多事之秋。

西线，酒泉太守彦俊、敦煌太守何鸾勾结西域楼兰王国叛乱。帅兵攻入张掖，杀死官兵、平民数万人。凉州刺史陆逊退入武威会和吕蒙，派人向大都督郭嘉求援。

郭嘉上奏朝廷，我派张绣、张郃帅兵救援。同月郭嘉起兵二十万迎敌，在河西走廊纵深，靠近酒泉八十里的地面上，消灭敌军八万，斩首彦俊、何鸾。楼兰国王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