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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不管你了。我还在犹豫，我说，我是想在四十岁才出山的，现在还差五年。朋友在电话那头大骂：你以为你真是诸葛亮呀，我真瞧不起你们这些文人的酸腐相。我说好吧，我答应你。确实，我当时心里有一个想法，我想借着山村那种平静的日子，多读一些书，把自己真正的充实满了，然后像诸葛亮似的，四十岁出山，投一明主，立马江湖，十年打拚，风起云涌，然后死去，千古留名。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山村呆了十几年了，当一名山村男教师，教孩子们美术，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不过只是穷，真的是很穷，一个月要能吃上两顿肥猪肉，我就要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了，在那时候我就常盼着谁家死个人什么的，死人便有人请我去画棺材，借此能蹭上两顿酒肉吃。答应了朋友，我自然就要走，去和领导请长假，领导同志们恨不得我早点滚，一口答应。我在山村学历最高、职称最高，不偷不抢不反党，没事儿又总写两篇文章骂骂他们，他们对我早就恨得牙直痒却难以开除我（当然了，过去把犯人流放到宁古塔也就流放到终点了，我那里比宁古塔还远了一千多里地，到头了，还能往哪开？），我这是自己想滚，他们焉有不高兴之理。于是，在一个大雪天，如同为我举办葬礼似的在那种苍白和荒凉伤感中，在妻子感天动地的哭泣中，我手抚了一下小儿的脑袋，背一罐东北的大酱、一把毛葱头，以一种“风萧萧兮黑水寒，宝君一去兮他妈的再不复还”的姿态离开了我的小山村。

到了广州，我的朋友先请我去酒店吃了一顿大鱼大肉，见到我那种风卷残云的吃相，他的眼泪都出来了，道：真是苦了你。插一句，这位朋友是我一生中结识的一位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位朋友，我们七八岁时见了面就要握一握手，然后一路颠簸着活下来，在山村时，因为有他的接济我才没有被饿死，我还没有到广州，他便在宾馆停车场便所旁的一角给我盖了一个“总统套间”。吃过饭，朋友告诉我，他给我揽下的活儿是一所电视大学，人家现在都开课了，他替我已经上了半个月课。我一听乐了，他一个卖药的都能给上课，这所大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要给学生讲的课是《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我十五年前学过，当时学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后世界形势风云变换，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我心里想，我那点底子能行吗？不过一翻教科书我又乐了，国家的形势变了这么多年，书上还是那些东西，看来经济学家们一个是都下海了捞钱去了，再一个是他们自己也转不过弯来，羞羞搭搭的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讲也分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异同点，最后只能不讲理的说：社会主义搞的开放搞活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就像皇帝随便搞女人说成是宠幸，老百姓随便搞女人那是乱嫖。好像总是不负责了一些。不过书上那么写着，我也只能那么去讲。

好在学生还都不错，我所说的学生不错是那些大学生们都是学校在边远山区骗来的，只要交钱，谁都可以上大学。我不由想到中国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看来广州就是先进，连大学都普及了，当然要交钱啦。学生不错是你只要讲，你就讲你的好了，讲什么都可以，他们也不问，总之是到头来啥经济也不会。讲了几天，看来就我自己讲，自己听，便有些无聊起来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大眼睛女学生问我：老师，你累不累呀？我说：累也要完成教学任务呀。那个女学生说：得啦，老师，到时学校印题时，你给我们提前拿来题做一遍不就得了。我表扬她道：你这个方法很好。说完后我又有些不安起来了，学校是按我上课的节数给我开钱的，一节课四十分钟不站完上哪要五十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