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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安沉吟道：“纵观近代，改革比较成功的无疑是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大明延续了数十年的气数。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臣觉得，张居正的一条鞭子法仍是治标之举，或许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僵化的大明。不敢做得太彻底。秦王，如今我朝初立，不存在张居正所面对的强大阻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比如税率的改革。”

秦牧颔首说道：“请司马先生细细道来。”

“臣就先说说这税率问题，目前我朝在湖广江西还是延用明朝的税率，这必须尽快改革，否则将来地方越大。越难办。秦王前番所言，税收不但是一个朝廷的财货来源，更应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一点臣深表赞同；

明朝的农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是五十取一，这个税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农耕获利少，而税赋重；工商获利多，而税赋轻，这虽然有利和促进商业发展，但毫无疑问也会拉大农商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衡；

明太祖虽然严厉限制了商人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地位便不再受实质的贬抑了。他们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明朝的税率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悬殊，民众没饭吃，国库空乏如洗，而地方豪强却富可敌国，张居正改革之前，大明年入不过两百多万两，改革之后也不过翻一倍，试看江南豪富之家，家资数百万两的比比皆是；

虽说藏富于民是不错，但也必须是在保证国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藏富于民。在军事上，讲究强干强弱支，在财富方面亦然，朝廷岁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纵观历朝代，只有在大明才出现这样怪异现象；

再看看两宋，尤其是南宋，岁入超过万万两，而半数为商税收入，再对比两宋与明朝的工商业，两宋何曾逊色多少？可见说降低商税是为了促进工商发展，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司马安所说的，秦牧非常赞同，于是便问道：“司马先生觉得这商税的税率应该调高多少方为合适？”

“至少也要与农税持平，如果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甚至应该比农税略高才是。”

“好，此事先透透风，让六部大臣一起议议，然后再决定。”

喻大猷接着说道：“秦王，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用于统一全国，实不失为良策。”

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秦牧近期也研究过，而且还知道明朝的张居正也实施过这一制度，但张居正失败了。

顾君恩立即帮着分析道：“秦王，张居正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腐化的大明，才导致这一良策失败；

而且还有一点，先秦之所以成功，是先秦统一天下前，地域只有关中与四川，地域小容易查核制度的落实情况；

而张居正面对的是十倍的国土面积，军功授爵制度颁行后，很难核实施行情况，难免有人营私舞弊，使这一良策难以奏效。”

喻大猷侃侃而谈道：“商鞅的军功授爵制度共分二十级，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

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先秦通过这套严格的制度来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事实证明，出于对军功的强烈渴望，秦军如同饥饿的猛虎，把魏国的重装武卒，胡服骑射的赵国铁骑，都一一吞噬；

先秦与大明的成与败，存在社会条件的对比。先秦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加之连年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