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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

欧洲人想象中的蒙哥汗受洗图

忽必烈灭南宋，称元朝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巩固发展他的帝国，宗教政策即是其一。忽必烈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他认为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出任官吏，与他们同信仰的人民就容易治理。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修道士，帮助他管理这个日益壮大的帝国。

教皇错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无论忽必烈出于何种动机，这即使不是一种德行的机会，也是一种智慧的机会。派遣一百位修道士到中国，一定会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形态。一百位受教育的人寄居中国，并在各个时期回到欧洲，一定可以改变人类事业的轨道。欧洲当时正从一种长久而野蛮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史称文艺复兴），而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有着高度的文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为了交换商品，而一百个有教养的人则是为了交换观念。这种观念的交换，更有益于整个人类。

难以置信的东方文明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中国的文明是怎样的？它在什么地方超过了欧洲呢？在这方面的第一位考察者是鲁布鲁乞，他以教皇使者的身份，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在他的回忆中：“……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也几乎从每一页都看得出来。各种宗教享有完全的自由，寺庙和教堂都豁免税捐。

在马可·波罗到达之前，有两个举世文明的工程奇迹已经完成了，一个是万里长城，另一个是京杭大运河。驿站制度使疆域内的陆路交通极为发达，城市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是这样描写的：“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位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了。而更让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单说杭州，十三世纪时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了，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了不得了。

天文学的发达，也为马可·波罗所注意，他记述说北京当时有五千多个星象家。他们造有一种观象仪，上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及其在全年的几个方位。星象家依据星宿运行轨道由图像观测气候的变化。例如，什么时候有雷电、暴风雨、地震等。当时，在郭守敬的倡议下，忽必烈批准了在北京修建“司天台”，在全国修建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新历法，即“授时历”，与现行公历——格利高里历相同，但比公历的确立早三百年。

中国的各种艺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了。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也大为流行，在此前一千多年，造纸术就产生了，活字印刷术也于一○四三年就发明出来，马可·波罗已经能够看到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军事、音乐和其它各种书籍流行于世，而更让其称奇不已的纸币已通行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