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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我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这些颜色得好几天才洗得掉。好几次，它们把我的衬衫都给染了，妈妈洗的时候特别费劲。不过，有人画颜色嘛，怎么能落下我呢？

我就是什么都要掺和，尤其是和好朋友马特·汤森和阿约·欧斯在一起时。那是念五年级时，我和马特一起看学校文艺比赛，我劝他参加，“我们杂耍玩得很好呀，我们肯定比这些人演得好”，我跟他说。结果别提多丢人了。他耍得还行的时候，我的球就往下掉；我好不容易不出状况了，他那边球儿就撞在一起了。后来，我们自己忍不住笑出来，又赶快想办法弥补，假装拿球砸对方，想演成滑稽戏。下面的孩子和老师倒是很冷静，没人鼓掌也没人喝倒彩，估计大家都希望我们赶快下去。

六年级上科学课时，我总是和阿约·欧斯一起在教室后面混。我们把天然气烧嘴打开5秒钟，然后看同学们捏着鼻子奇怪哪里来的怪味儿。还好，没造成什么危害。不过，在那个恶作剧年代里，我们也确实做了点儿事。我们总是在上课时练习签名，想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找我们签名呢。比如写“阿约给迈克尔”，还写过“给阿约和迈克尔——迈克尔·乔丹留”。

我就是不能安静地待着，因为我很难专心致志地一次只做一件事。六年级时，瓦克西医生确诊我患有“过动及注意力缺乏症”。大约两百万儿童被类似的症状所困扰。这种病可大可小，有的会引发学习障碍比如难语症；有的孩子变得不合群，没有朋友；还有的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幸运的是，我没有出现上面这些状况。当然，瓦克西医生没有大意，他让我服用一种叫做利他林（精神类药物）的药。

这种药每天早、中、晚各服一次。中午的这次有点烦人，必须去学校医务室吃，如果我午饭前后没有下楼去吃药的话，护士肯定会到课堂上来提醒我去吃药。别的孩子就会总问我为什么我要去医务室，问我得了什么病。起初，妈妈没告诉我这是什么药以及管什么用，不过我确实发现，我变得比原来安静了，不会老在教室里跳了。渐渐的，我忙于训练，症状更不明显了，但是，药物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有个周末，那天早上有游泳比赛，我没吃药，结果问题就来了。

有时候参加小比赛的孩子特别多，就要比很多场预赛，父母们一定得确保把孩子准时送到比赛场地。大人们把我们的踢水板沿着池边按8块一组顺序摆开，让我们站或坐在自己的板上等着，过一场比赛就往前挪一格。一般成绩好的都排在后面的场次比，所以我经常得排在队尾。不过，我可不会老老实实地等着，我要么跑下板子去和别的孩子玩，要么丢下板子，往前窜六七排想挤进别人的比赛。家长和裁判员每次都得把我抓出来，跟我解释：“不行，迈克尔，你必须等轮到你才能开始比。”

有的孩子比赛失利后愤怒地扔衣服，而我会扔泳镜。到后来，我简直能像外野手那样来个挥臂“掷球”。没错，就是那样，因为我有好多机会实践。

一次新泽西的比赛中，我在2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输给了一个特拉华的选手，我又一次有了那种“扔泳镜”的冲动。不过这次，我没把闷气发泄出来，而是一直憋着。那场之后，当天我还有另外5场比赛。结果我全赢了，而且打破了一项我那个年龄组的国家纪录。其实我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不过这次我终于明白了，遇到挫折时，该做的不是光动嘴，而是用实际行动战胜困难，击败对手。

我是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里出了名的恶作剧大王，即使有时根本不是我干的，人们也第一个想到我。一次，我们在陶森比赛，队里有两个人在男更衣室里带头扔肥皂和浴巾，而我才刚走进更衣室。结果大孩子们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教训我，就好像是我带头儿闹的。当时在场的是个新教练，但是显然连他也听过我的“事迹”，“迈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