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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工地和数以千计的人一起挥镐填沟。当年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至今历历犹新。

“大家都日夜奋战，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陈则民说，“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明知道身处在随时可能感染血吸虫病的疫区，却没有人顾得上做保护。工程每推进一米都要仔细排查，如果在旧沟旧塘里发现了不合规范的操作，或是在新沟新塘里发现了一个钉螺，整个工程就都要推倒重来。

其实，保护措施非常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

这样一来，感染便成了家常便饭。在陈则民记忆中，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但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查出来就立即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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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1）

消灭钉螺，虽然是围剿血吸虫时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却还远远不是全部。普及疾病知识，治疗既有病人，防止疫病重来……一项项更为琐碎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年冬天，17岁的陈世旭在全民普查血吸虫病时被确认患病，而在30年后，担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的陈世旭回忆起那段日子，却丝毫没有面对“瘟神”的恐惧，反而带着些欢乐和感激。

在陈世旭的回忆中，整个冬闲的日子里，他都是一个乐悠悠的病人。大队里通知去治病，就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赶到被改成临时医院的仓库里。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成了病床，一床棉絮半盖又垫。

开饭是一天最愉快的时间。每天3角钱的伙食补贴，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到了吃饭的时候，盛上一大碗白饭，菜里总是能有几块肉，每人抱着一个大碗蹲在仓库门口吃。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仓库前一字排开的饕餮场面。

唯一觉得难受的，是每天定时注射酒石酸锑钾时，包括陈世旭在内的很多人在注射后都有恶心呕吐的反应，但是，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别说抱怨，感激都来不及呢。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像陈世旭那样闲在自由地回忆当时。那段日子，对蒋庾华来说，便是匆忙和火热的。

蒋庾华当时是在临时医院里救助血吸虫病人的护士长。刚刚入冬，农村进入休闲季节，医疗队就一组组地下乡了。医疗队原则上是就地治疗。一乡一组，条件好一点的乡里能腾出办公室和民居当病房，更多的乡里则是把病人都集中在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墙上钉上两个铁挂钩用来吊输液瓶。

每天早上9时，蒋庾华就开始蹲着逐个给病人打针，总要到12时才能把一大仓库的病人全部注射完。这时，其他护士便四处巡视。对病人，可以说是照顾备至。医药费基本上都是减收或免收，病人在治疗期间，队里适当记工分，出院后照顾干轻活。乡里社里还经常杀猪、捕鱼、磨豆腐，尽量地改善伙食。

这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和快板进行宣传，这是其中一段：

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叮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白天，余涵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