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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

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恢復健康以後的梭羅又住到了愛默生家裡。稍後，他到了紐約，住在市裡的斯丹頓島上，在愛默生弟弟的家裡。他希望能開始建立起他的文學生涯來。恰恰因為他那種獨特的風格，並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會所喜歡的，想靠寫作來維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家鄉。有一段時間，他幫助他父親製造鉛筆，但很快他又放棄了這種尚能營利的營生。

於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ot;居住在湖邊&ot;。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ot;1845年3月尾，我借來一柄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裡，到達我預備造房子的地方，開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聳入雲而還年幼的白松，來做我的建築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溶，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ot;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獨立日，美國的國慶，他住進了自己蓋起來的湖邊的木屋。在這木屋裡，這湖濱的山林里，觀察著，傾聽著，感受著，沉思著，並且夢想著，他獨立地生活了兩年又多一點時間。他記錄了他的觀察體會，他分析研究了他從自然界裡得來的音訊、閱歷和經驗。決不能把他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麼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律。並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並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並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於當時的政治鬥爭。

那發生於一個晚上，當他進城去到一個鞋匠家中，要補一雙鞋，忽然被捕，並被監禁在康城監獄中。原因是他拒絕交付人頭稅。他之拒付此種稅款已經有六年之久。他在獄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給他付清了人頭稅，就被釋放，出來之後，他還是去到鞋匠家裡，等補好了他的鞋，然後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幾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遊在那兒的什麼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桔叢中‐‐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獄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學》雜誌第一期上，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用的題目是《對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個在加拿大的美國人，及其反對奴隸制和改革的論文集》收入這篇文章時，題目改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此文題目究竟應該用哪一個，讀書界頗有爭論，並有人專門研究這問題。我國一般地慣用了這個《消極反抗》的題名，今承其舊，不再改變。文中，梭羅並沒有發出什麼政治行動的號召，這毋寧說正是他一貫倡導的所謂&ot;更高的原則&ot;中之一項。他認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於人民的事，它不應該去干擾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更不用說這個保存了奴隸制度的美國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議和抵抗這一個政府，不服從這一個政府。他認為，如果政府要強迫人民去做違背良心的事，人民就應當有消極抵抗的權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這篇《消極抵抗》的論文，首先是給了英國工黨和費邊主義者以影響，後來又對於以絕食方式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印度聖雄甘地的&ot;不合作運動&ot;與&ot;非暴力主義&ot;有很大的作用，對於1960年馬丁&iddot;路德&iddot;金，在非洲爭取民權運動也有很大的作用，對托爾斯泰的&ot;勿以暴抗暴&ot;的思想也有影響，以及對羅曼&iddot;羅蘭也有一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