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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1）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们国家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2）对这种观点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自由主义派”，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儒教的伊朗，“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是来自*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主义”。

（3）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所谓“良知的坎陷”）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也还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1994年杭州会议上，杜维明放弃了认为“三纲”有价值的看法，而认为“五常”还有价值，这是他的一个改变。还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义，但他把“文化中国”分成若干圈，核心圈为“大陆”、“台湾”等；第二圈为海外华人；第三圈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各国；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等等。但他有个观点是可讨论的，他说：“文化中国的范畴很广，有一批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像释迦牟尼、*等。”这也许很成问题。如此类推，可以有“文化欧洲”，“文化美国”，而中国的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在他们那里有影响，也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4）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对儒家思想应如何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今天对它有多种看法，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实现，在不断的理性的对话中前进。

儒学的现代意义（3）

当然，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现代的诠释。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非都不如我们今天的，有些问题很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