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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艰难、挑战和问题，似乎都是一个新世界在诞生过程中的分娩阵痛。当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威胁将来自何方，思考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如何与那些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谈判，如何与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被悄然编织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正在复兴。

致谢

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比牛津大学更适合做历史学家的工作了。这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是一流的，图书馆员在查找资料方面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我特别要感谢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东方学院图书馆（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塞克勒图书馆（Sackler　Library）、泰勒斯拉夫语和现代希腊语图书馆（Taylor　Slavonic　and　Modern　Greek　Library）和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的中东图书馆，以及所有这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牛津大学数量惊人的文献资源，没有工作人员在寻找资料时的耐心协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

我在邱区（Kew）的国家档案馆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国外收藏的信件、电文和备忘录，翻阅内阁的会议记录，或查阅国防部的提案——所有这些文件都能在40分钟之内摆到我的面前。我对那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为我提供的高效服务和礼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大学图书馆允许我查阅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剑桥丘吉尔学院丘吉尔档案馆允许我阅读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记，以及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编纂的“宣传研究论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须感谢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国石油档案馆和档案馆经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为我找出了英国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关资料。

我还要感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这是一个收集20世纪和21世纪有关国际事务，特别是有关美国历史机密文件的非国家性收藏馆。这是近几十年来重要文献的一个资源宝库。在这样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献，省去了我不断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时间。

我要谢谢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学院的院长和众董事，因为我曾在约二十年前做过这里的初级研究员，他们一直都对我相当关照。我很荣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诸位学者共事，特别是所里的马克？惠托（Mark　Whittow），他为我提供了无尽的资源、鼓励和灵感。与牛津大学和其他地方的朋友们的交流探讨，以及跨越英国、欧洲、亚洲与非洲的旅行，都能帮助我提炼出许多好的想法，同时抛弃一些糟糕的观念。

一些同事和朋友阅读过本书的某些章节，我对他们都表示深深的感谢。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艾佛瑞尔？卡梅伦（Averil　Cameron）、克里斯托弗？泰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马里克？简柯维克（Marek　Jankowiak）、多米尼克？帕维兹？布鲁克肖（Dominic　Parviz　Brookshaw）、丽莎？贾丁（Lisa　Jardine）、玛丽？莱文（Mary　Laven）、希娜？法策尔（S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