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2/4页)

家出走是一个特别有劲的念头，我们跑得像真正的亡命之徒。跑了三四里，小五斤说他累了，嘀咕着要回家。我也丧气了，于是我们就在路上磨蹭着，一直磨蹭到天黑。

。　想看书来

杀李哥　1（2）

关于我在考场上睡着的事，我已解释多次。一是因为我只会做两三道题，二是因为天气太热，犯困。我妈不能接受我的解释，拼命追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声音刺耳，情绪激烈，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我火冒三丈，把凳子踢了几脚。

我爸看起来比较理智，因此我对他说：“做不起就做不起，难道还要我弄虚作假！我也不想在考场里熬着装可怜。”我爸点点头。在很多时候，我爸看起来比较容易交流，因为他经常提倡“我们不要争吵要心平气和地说话”，所以我又说：“这没什么嘛！明年我恶补一下数学就过关了。”我爸犹犹豫豫，正要说话，但我妈又爆发了，骂起我爸来。“都是你，教育的好儿子！”我妈说。

她认为我偏科，归根到底是因为我爸教我写日记。而我爸之所以费尽心思地教我写日记，是因为他不记教训，还抱着过去的诗人梦不放。原来我爸，赖彦明，年轻时候是个诗人，写过红旗呼啦啦飘那样的句子。因为文学才能，青年时很出风头。大专毕业当了教师后，也因文学才能而负责学校的宣传事务，在学校院墙上用排笔刷标语。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他刷在院墙上的一排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被反对派定性为恶意攻击毛主席，因此被判入狱四年。出狱后性情大变，闭口不提自己曾经写诗的事，但我妈认为他从未彻底反省。

我妈絮絮叨叨，毫不客气地讥讽我爸的伤心往事，而我早已不再是引发事端的祸根，倒成了她申诉的对象、旁听者。我发誓我没有故意稍加一丁点儿鼓励和刺激，但我的确面带一种渴望聆听的表情。那是真的，我像所有自以为比较聪明的少年一样渴望了解我爸。

“你认为你平反了，所以你就是对的？所以还要教阿利像你那样做人？告诉你，你错了。你那一套任何时候都要倒霉。你们这些文人，从来不了解现实生活，却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谁都不放在眼里。毛主席说得不错，该把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全部枪毙掉。他们在劳改农场怎么不把你枪毙了，我后悔叫我大哥把你从劳改农场捞出来教坏我儿子。我们马家人的好心都给狗吃了。你出狱的时候当着我大哥是怎么说的，全忘了！要夹起尾巴做人？我看你的尾巴翘得比谁都高，连尾巴上的屎都看得见！我从来没指望过你踏实一点，但决不让你带坏我儿子。”

我爸恼怒地说：“我怎么把阿利带坏了！”

“没带坏啊！你教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年阿利才七岁，你说，七岁的孩子要什么道德！结果呢，全都是弄虚作假，成天爱慕虚荣。”我妈讥讽道，“就你知道好坏，就你是个正人君子。可惜一辈子倒霉，没人给你献花。”

“你记性给狗吃了吗？”我妈质问我爸。我突然想起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三岁那年，曾被我妈背着走了六十公里山路去看我爸。那是雨季，我妈戴着宽大的篾帽，而我则被一张油布严丝合缝地包起来。雨点击打着油布，既有乒乓声，也有哗哗响，我经常这样想像风雨交加的山野。

我爸服役的劳改农场，位于一个地点不明的荒凉峡谷。劳教所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采石场，炮声隆隆，烟尘滚滚。我爸在那里与其他犯人一起开采大理石，其中有种深红色的大理石，被称为中国红，是渡口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拳头出口产品。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我爸戒了烟，身体变得强健起来。偶尔回忆到此事，他会慎重地说到“灵魂”。灵魂，其实是个又热又痒的脓疮，自己没有勇气触碰，要由其他人冷不防给予猛力一击。而那四年的劳动改造，正是这么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