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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来就已经不正常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异常兴奋的状态。她不断地谈起这两件事，在街上也逢人就说（尽管杜尼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小铺里，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听她说话的人，她立刻就跟大家谈她的儿子，谈他的那篇文章，谈他怎样帮助那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的时候为了救人让火给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阻止她。这种异常兴奋的病态心情是危险的，此外，如果有人记起不久前审理的那件案子，因而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姓，谈论起来的话，那可就糟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打听到了那两个在火灾中给救出来的小孩子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最后她的不安达到了极点。有时她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经常生病，发烧，说胡话。有一天一清早，她直截了当地说，她计算着，罗佳不久就该回来了，说是她记得，他和她分手的时候曾经说过，正是过九个月以后，就该等着他回来。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动手装饰打算给他住的那间房子（她自己住的那一间），把家具擦得干干净净，洗掉旧窗帘，换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娅非常担心，可是什么也不说，甚至帮着她布置房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欢乐的梦中流着眼泪度过了令人忧虑不安的一天以后，当天夜里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经发起烧来，神智不清了。热病发作了。两个星期以后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时候，突然说了几句话，根据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她一直怀疑儿子遭到了可怕的命运，她的猜疑甚至比他们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尽管从他在西伯利亚一安顿下来，就与彼得堡有书信来往了。通信关系是通过索尼娅建立起来的，索尼娅每月按时往彼得堡寄信，信写给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时收到从彼得堡来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的信有点儿枯燥，不能令人满意；但最后两人都认为，不可能比她写得更好了，因为从这些信里，对他们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毕竟得出了一个全面、正确的概念。索尼娅在信上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最简单明了地描写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既没有谈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推测，更没有叙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试图说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说明他的内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实，也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详细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做什么，托她办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跃然纸上，给描写得十分确切而又清晰；这儿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实。

但是杜尼娅和她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索尼娅不断地告诉他们，他经常神情阴郁，不爱说话，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说是他有时问起母亲；而当她看出，他已经预料到事情的真相，终于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没有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至少她觉得，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她顺带告诉他们，尽管看上去他总是陷入沉思，独自想得出神，仿佛与世隔绝，不和人来往，可是他对自己新生活的态度却很坦率，实事求是；她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不期待最近会有什么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处在他的情况下，自然是这样了），虽然他所处的新环境与以前的环境很少有相似之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几乎从不感到惊讶。她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他去干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坏，他几乎不感兴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伙食简直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