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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有几只手举了起来，大师说：“看看这些同学，脸色多么苍白，多么不健康！”大师越说越兴奋，突发奇想：“有没有每年才过一次性生活的同学呢？”课室后排，一手孤举，同学们回头一看，此人的脸色比谁都要红润，大师疑惑地追问：“一年一次？你肯定？”那同学诚恳地点了点头：“是真的，一年一次，就定在今晚。

虽然次数直接影响品质，不过我也并不完全赞同“只有最有需要的时候的性生活才是最有品质的性生活”，某种意义上，单纯生物学层面的“最有需要的时候的性生活”有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就车言车，对于这件工具，我个人的知识冲动仅限工具理性范畴。也就是说，在最需要的时刻能及时地打到一辆出租，就是我最有品质的交通生活，那辆出租自然也就很难不成为我心目中最性感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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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乡情怯

端庄如爱默生者原来也说段子的：“一位英国女士在莱茵河上听到一个德国人称她及其同伙是外国人，她就大声说道：‘不，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呢。’”（见《英国人的特征》）

英国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拎不清”，出自“没有什么止境的自负”。这想法，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吾国有识之士胸臆中的那个“天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外国”以及外国的“人”，遑论谁是谁不是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民族主义，并且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莱茵河上那位英国女士颠鸯倒凤，即不但视外国人为外国人，而且把自己也技术性地假定为外国人，或曰中国以“外”的中国人。

这事最好从爱国歌曲说起。我发现，在绝大部份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中，叙事及抒情主体都被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自从李谷一在中国最大的“文化想象共同体”——春节文艺晚会上用气声演唱了至今仍在荡气回肠的《乡恋》以来，“乡愁”的神话气息就越来越浓——那一次，抒情主体被假定在即将“出国”的古人王昭君身上。到了1984年春节晚会，香港人张明敏把“乡愁”推向了高潮。两年后，美籍华人费翔高歌一曲《故乡的云》，令无数华籍美人如痴如醉，那是后话。事实上，首本爱国名曲《我爱你中国》，也是电影《　海外赤子》的主题歌。

每一次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耳边都会响起《教我如何不想他》——最近才知道，这也是一首爱国歌曲，歌词是刘半农在去法国的轮船上写的，曲子是旅居美国的赵元任谱的。共同的“离乡背井”背景赋予这些歌曲以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距离产生美。去国之人思念祖国，的确比在国之人更具美感和张力。《我的祖国》之所以传唱至今，主要是因为异乡的上甘岭。当“距离美学”的移情作用愈演愈烈，“非典型体验”逐渐内化为典型体验，　爱国主义就开始带上某种异国情调了。这么说吧，至少在1984年，一个香港人和一群内地人同声高唱“洋装虽然穿在身”、“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以及“就算生在他乡”等等，听起来的差异并不只限于普通话的发音，至少在地理知识上不够诚实。再说，“洋装”在当时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步鑫生的西装推向全国，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洋装”的全面流行与此歌之间倒是可能有一点关联）。那年春天，我毕业实习在贵州，满街都澎湃着这种声音，猛抬头，但见一重又一重山，感觉也一重又一重地诡谲起来。

再说唱红全球华人世界的《龙的传人》。七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先不去说它，虽然叙事主体当时的确置身于母体文化之外，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叙事角度就不存在某种值得分析的特殊精神现像。对于当时身在台湾校园里的侯德健和李建复们来说，黄河长江虽只能“梦游”，然而“东方”非但不像他们唱得那么遥远，甚至就在他们脚下。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