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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着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

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清政府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清政府与东洋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这从光绪帝与隆裕皇后、珍妃三者之间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光绪帝纳几个妃子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废皇后重新立后可以说阻力极大，顽固派是不会允许的，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

到19世纪末，清政府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

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龢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

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

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东洋，东洋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东洋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东洋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藩、萨摩藩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级武士为主，也就是东洋版的康有为、梁启超，有自己武装力量和组织基地，以“开港倒幕”、“强藩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东洋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