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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面，把鲜花扔在了地上，穷孩子便哭了……没指名道姓，我把学校和班主任的名字都隐了去，穷孩子也化了名。可即使这样，稿子昨天见报后，校长和班主任还是找了来，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没素质的人民教师，就像两个泼妇，几乎是大闹了报社，我知道她们也是迫于上方的压力。

是有些大意了，我只采访了家长一方，却没采访校方。我当时考虑，这种事情，若去学校走一遭，就会扯不清了，班主任肯定不会承认，而除了穷孩子以外的那些学生，弄不好还会为她打证明：“我们都没看见老师扔花！”况且，若找到学校去，穷孩子恐怕也就没法再念了，而家里又没钱为他办转学。所以我才将名字都隐了去，作了类似现象稿的处理，我想，这样也能煽班主任一个耳光，给师德败坏者提个醒儿的。

关键是，我忽略了这篇稿子的影响力。从昨天一早开始，热线电话就被打爆了，接线员还无奈地转到我这里一些，都质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哪个老师，说为什么不写上名字，这样的事太典型了，就应该点名批评。我当然找了理由搪塞过去，他们便又说这样的老师应开除的，有的甚至还说：“就应该拉出去枪毙！”

读者的高度关注让我欣慰，但我心里隐隐也有些担心。果然，还没到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就打来电话，点了名找我，我说我就是，她就说她是市教育局办公室的，说局长看了报道，让她问一下是哪个学校的哪个老师，他们要严肃处理。我当时就没了言语，若说出学校和老师来，可我根本没采访人家呀，那我不把自己扔进去了吗？可若不告诉她，那岂不说明我的稿子是胡编乱造的吗？情急之下，我就把穷孩子家的间接联系方式——附近小卖店的电话告诉了她，让她问家长去，家长肯不肯说，那是他们的事了。

穷孩子的父母肯定是说了，教育局的领导也一定找了学校。

班主任在我面前又哭又闹的时候，我脸上还带着那种强硬的笑，但我心里已感到了后怕，我想这件事不会善罢甘休的。没出我的意料，今天上午，报社就接到了市委书记的批示，市教育局也传出消息，他们将派人介入调查。若调查所报道的是事实，那班主任就会面临下岗。可调查结果若有了猫腻呢？我毕竟没采访校方，有把柄在人家手里嘛，安上污蔑人民教师的口实，挨处理的就该是我了。

快中午时，我忐忑不安地给小卖店打了个电话，求店主帮我去找一趟穷孩子的父母，我想再和他们沟通一下。十分钟后我又打过去，店主说他去找了，可家里没人，说他们家回来人会从他店门口路过的，他会告诉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谢谢你啊。可一直等到太阳快下山了，我也没等到电话，我就又打了过去，殿主就为我又跑了一趟，回来气喘吁吁地说：“没人，他们家不租得房子吗？邻居说他们搬家了！”不会吧？怎么赶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们怎么换住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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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会倒戈吧？那我就惨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听天由命，想了想，我也就豁出去了，还是那句老话：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爱咋咋地！

胡军开了一个中型面包，快晚八点才到了省城，车上烟熏火燎，女人笑孩子叫的，座位明显不够，有的人就坐在饮料箱套上。他们的中队长和夫人竟然也来了，下车的时候，胡军忙跑前跑后地帮着拿这拎那。我为他们联系的是一家武警部队招待所，条件不错，价格相对又便宜。中队长进去扫视了一眼，便满意地点头，笑着向我称谢。胡军付房费和押金的时候，给中队长和夫人开了好一点的房间，也特意给我们俩留了一个单间。我说我还是回去住吧，他说那哪行啊，好长时间没见了，怎么也得聊个通宵呀，完了又说：“没事儿，费用再压缩也不差这点儿钱！”

都冲了澡，然后就近找了个饭店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