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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专家是怎样当上的？草菅人命，算不上，比起那些贪官污吏这些人应该算是好的，毕竟要在城市住房的人在这个社会中只占少数，而且就是在城里住也完全可以不住商品楼吗？像王教授这样的人，因为自己是经济学的副教授，而且又是国家发改委的常务秘书长，拍马屁的人是有、请客送礼的人也有、国家发的红包当然不会少（中央那些人还指望它能摇旗呐呢……），一不偷，二不抢，三又不持枪，“我能富肯定大家都能富，富不了的肯定就是刁民，拿支枪……”

好了，说他干嘛，放个屁一定比他香。言归正传。老百姓活着，骗人的是良心上过不去、诓人的事更显得有勇无谋，而且骗人诓人要受良心的折磨，只好本本分分的做一个良民。可是，老百姓手中一无钱，二无权，三没有人情关系网，当然就更谈不上啥交易，日子嘛，过一天算一天，那一天面对上天躺下了，就淡淡地说：“我与大地平行了！”

小偷、小盗还是挺有良心的，知道做新时代的佐罗，偷出大盗居然能报案，让那两个傀儡来解决（其实白无常、黑无常不存在，只是两个泥胎木偶）。

老辈姓心中的世外桃源只有在陶渊明的心中存在。

与狼共舞

——中日交往的浪潮

与日本交往首先我们得做好随时受伤的准备，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任何人的努力能够消除的矛盾。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如此复杂的关系，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更是文化沉淀下来的，当然也有经济的成本在里面。

在世界承认的中华民族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时期，由于交通工具和地理环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没有和日本有过任何交往，当然也有人曾经猜想，日本人到底是不是徐方士带走的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3000童男童女？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使这些人与当地土居居民的杂交后代？因为徐方士的目的地就是海中间蓬莱仙阁。从地理条件上来说，这种假设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秦汉帝国时期，日本人应该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代，与秦汉帝国的文明相比较，同化的基础都没有，即使徐方士到了日本的国土上，被当作食物的可能性极大，3000童男童女刚好被他们饱餐一顿，更不用说那艘排水量那样小的船更笨不可穿越东海到达日本。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手应该说在东汉末年，也就是徐方士已经走了近千年，刚从树上下来的日本人突然面临中华文明的波及，其惊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实在此时，东汉的军队还是从朝鲜半岛进入的。从这个方面看，徐方士率领的3000名童男童女被大海吞噬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毕竟中华文明在秦汉时期的发展速度是飞速的，工具的更新速度也是飞速的，因为没有工具的更新就不会有上千年中华文明的奠基。可惜好景不长，东汉只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昙花一现，而且也是外强中干的最真实的表现，此后中华大地陷入了长达350年之久的战乱，日本人从惊愕中寻觅着东汉军队带来的船甲碎片，再经过近300年的研究，终于能从朝鲜半岛走进中华文明，这样的惊愕与恐惧还是迎来了中华文明的第二个高潮——隋唐帝国的建立。

杨坚的军队虽然只是在朝鲜半岛耀武扬威了一番，可是对日本人来说，那根本算不上噩梦，真真的噩梦来自薛仁贵征东，也就是李世民的铁军。中华民族的大统带来的强权外交，全面展现了汉字的同化力量，高丽和日本只能区府臣下。公元663年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噩梦，在唐军7000将士的炮火中，日本人屈膝投降，但是日本人却是一个很注重现实的，因为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野人的血，他们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