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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羊毛、纺织品和其他行业面临更多竞争带来的价格压力。经济和社会的剧变还导致了道德标准的降低，让一些人动起了歪脑筋。越来越多的保守人士断定，是时候去建立一个新的世外桃源了，一片能奉行简朴生活的、以宗教奉献和精神纯粹为先的乐土，一块能让一切重新开始并且返璞归真的土地。

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满于欧洲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反对随之而来的富足生活。他们对那些让世界变得陌生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十分反感：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中国瓷器，与和欧洲人肤色不同的人结婚所导致的身份及种族问题，以及被某位学者称为“第一次性革命”的对待肉体态度的转变。

摆脱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西洋的那一边。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已经有人驱使奴隶开拓甘蔗种植园的加勒比地区，而是新英格兰的处女地。在这里，移民们能够过上一种理想化的虔敬而淳朴的生活。唯一难对付的是土著人，他们“喜欢用各种能想到的残忍手段折磨人，如用贝壳给活人剥皮、把人的四肢和关节一点点切下来、在活人面前烤他们的肉吃等各种可怕而残忍的行为”。但即便如此还是值得冒险，这里仍然要比他们原来生活的世界好得多。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清教徒先辈们在安全抵达这片富饶土地之后首次庆祝的感恩节，其实也是一场反对全球化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新发现的伊甸园的欢呼，也是对已遭破坏的故乡天堂的告别。

对于那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来说（他们无意于坚持简朴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生活状态，而是渴望在世界上发现新收益、寻找新乐子），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向东到亚洲去。不过，要想系统地、有组织地搭建一个将英格兰与亚洲连接在一起的平台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缓慢的、常常令人泄气的过程。早在1600年就已获得好望角以东地区皇家贸易专营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借助武力成功地在波斯湾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印度西北部的苏拉特港（Surat）取代了葡萄牙人，并在那里建立了颇具潜力的贸易据点。然而，与无所不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行竞争是一项巨大挑战。英格兰的贸易规模确实在增长，但处于霸主地位的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的货运量是英国人的三倍。

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低地国家为英国商品提供了客户和贷款，因此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着商业上的竞争，但是它们的成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这两个坚定的新教国家不乏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础，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西班牙。1639年，荷兰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击败了西班牙人，不久之后又在巴西沿海的伊塔马拉卡岛（Itamaracá）再次取胜，这令英格兰的一些上层人士深受鼓舞。于是，自命不凡的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率领代表团前往海牙，以求巩固同荷兰的关系，他甚至提出两国应当“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换句话说，双方应该合并为一个国家。

不过，欧洲列强的行为向来难以捉摸。在提出结盟建议后仅仅一年，英国和荷兰就兵戎相见了。战争的导火索是圣约翰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后国会颁布的一项法律——《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今后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是由英国的船只运抵英国港口。尽管这一以恢复内战之后的经济为名义的条例，隐藏在其背后的无疑是商业动机，但它也表明，在英国存在一个日益强大的游说团体，他们批评荷兰人只受金钱驱使，过于物质，而且缺乏宗教信仰。

该条例展现了英国人的野心。正如一个世纪前他们对西班牙人的评价越来越恶毒一样，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