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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暴政的挑战”。战斗是崇高的和正义的。丘吉尔断言：“如果他们的指挥官要求用两个人甚至十个人的生命去杀死一个德国人，士兵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无论多么残酷的杀戮都不能阻止他们再次发起冲锋。”阵亡的人“不仅仅是战士，而是履行了被赋予高尚职责的烈士”。

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并不这样看。一些人，如充满希望应征入伍的年轻中尉埃德温？坎皮恩？沃恩（Edwin　Campion　Vaughan），就无法理解苦难的规模和意义。在亲眼见到他的连队被消灭之后，他在伤亡报告上写道：“我坐在地上，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眼前是黑暗和空洞的未来。”同样，一些令人震撼的战时诗集对战争的描绘也完全不同。能够提供不同视角的还有战争期间大量的军事审判，此类案件无须全体一致即可宣判：有超过30万被告经由军事法庭处理，更不用说那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数量更多的违纪案件了。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交战地点锁定在佛兰德战场的战壕以及恐怖的索姆河两岸，而非将欧洲帝国与它们的全球领地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线；战争爆发的地点远离波斯和中亚的敏感地区，远离英国决策者和外交官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高度关注的通向印度和远东的大门——即便那里的冲突已经延续了十多年。英国人知道，俄国会对塞尔维亚表现出全力支持，正如格雷在几年前就已指出的：“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对斯拉夫人的强烈情感。”在巴尔干，要求俄罗斯人充当斯拉夫人保护者并且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奥地利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流血事件无疑会使这一情感上升到危险的高度”。这就是点燃世界战争的导火索。

因此，当俄罗斯人开始准备向世界其他地区表明自己的态度时，英国人不得不全方位地支持它的盟友兼对手，哪怕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当战争爆发，很快将赢得战地诗人美誉的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无法压制他的愤怒，他写道：“每件事都彻底错了。我希望德国能消灭俄国人，接着让法国去打击德国人……俄国人意味着欧洲和文明的终结。”他对不列颠的真正敌人是谁毫无疑问。

然而，随着1914年战争的爆发、战事的展开以及恐怖四年过去后的和谈，都让人们对德国的敌意不断加深。一位战地诗人写道：“在牛津古老的学院注视下/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玩耍/但是当号角声响起——战争！/他们收起了游戏。”学院里，“染血的草皮”取代了“茵茵绿草”：“为了国家、为了上帝/他们献出了自己快乐的年轻时光。”对英德关系的歌颂以及授予后者最出色公民的荣誉学位成为了最好被遗忘的苦涩记忆。

因此毫无疑问，战争的责任无论从原则还是事实上说，都被完全归咎于德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中无条件地认定了战争的责任：“协约国及联合政府确认且德国承认，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行为使得协约国及联合政府以及他们的国民因战争而遭受损失和伤害，德国及其盟国要为这些损失和伤害负责。”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赔款和补偿找到正当的理由，但它也为德国的煽动者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其能够以统一民族情感为核心从灰烬中重建强大的德国。

胜利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和幻想中的：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战争使得法国的劳动力、国家财政和自然资源不堪重负，导致战后的国内经济千疮百孔；有一位学者说，俄国“为了捍卫帝国而参战，（但是）帝国却因此而灭亡”。

欧洲列强的崩溃为世界其他地区创造了机遇。为了填补农业生产的不足和购买武器军火，协约国许下了大量的承诺，从像J。　P。　摩根公司这样的机构获取充足的商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