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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罗纳（Verona）等城市迅速成长：这些城区扩展太快，连城墙都必须不断地重建，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尽管在缺乏相关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推算当时的城市人口，但毫无疑问，12世纪的意大利已经迈入了城市化的进程：市场繁荣，收入增加，中产阶层开始涌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这种繁荣其实是根植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关系。无论是在圣城还是其他地区，都是如此。尽管在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有摩擦争斗出现，但直到12世纪70年代末，冲突才真正全面升级。从整体上讲，这段时期的十字军学会了如何与自己治下及附近地区的穆斯林相处。耶路撒冷国王也经常发出警告，不许对过路的商队发动进攻，也不许攻击任何可能对当地十字军统治者心怀敌意、或者可能向巴格达或开罗请求支援的周边城市。

这种做法让新近抵达圣城的人很难理解，并认为这可能会引发许多问题。然而新来者可能很难相信，与这些“异教徒”进行贸易交往是日常行为，而且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事实上许多事情并不如他们在欧洲想象的那样黑白分明。没过多久，歧视心理开始淡化。已经在东方待过一段时间的西方人“比那些新来者强多了”，一位阿拉伯作者有感于新来者的残酷行为和粗俗举止，特别是他们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穆斯林中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12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份声明（fatwa）告诫穆斯林既不要到西方旅行，也不要和基督徒做生意：“如果我们到他们的国家旅行，商品就会涨价。他们从我们手里抢钱，然后用来攻打穆斯林并侵占我们的土地。”

不过从整体上说，两方的矛盾还算在理性范围内，能够顾全大局。在西欧，人们对伊斯兰世界充满了好奇。在第一次十字军出征之后没多久，不少人就开始对穆斯林突厥人产生了好感。“如果突厥人坚定基督教信仰并建立基督教王国，你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更强壮、更勇敢和更能打仗的士兵了。”一位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同时可能也是在暗示塞尔柱人在转信伊斯兰教之前的宗教背景。

同样，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阅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图书馆的资料，才将数字运算表格带回了欧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数学研究的基础。这次东方之旅还使他大开眼界，回到英格兰后，他发现“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贪杯好饮，法官收取贿赂，主顾不可信赖，顾客趋炎附势，承诺全是谎言，朋友相互嫉妒，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世界的发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则显得十分局限。阿德拉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比如12世纪后半叶从英格兰到巴黎求学的莫里丹尼尔（Daniel　of　Morley）：那里尽是些装模作样、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雕塑一样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丹尼尔意识到他从这些人身上什么也学不到，于是辗转来到穆斯林的托莱多城（Toledo），“以便尽快聆听世上最聪明的哲人的教诲”。

西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东方思想。克吕尼隐修院（Cluny，中世纪法国极具影响力的神学中心）的院长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组织翻译《可兰经》，以便让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学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当然，其目的仍是继续强化人们将伊斯兰教视作异端、粗鄙和危险的固有观念。西欧人不仅仅向伊斯兰世界寻求启发，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许多论著同样被译成了拉丁文。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