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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当然还包括基辅、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等地。威尼斯、比萨、阿玛尔菲、热那亚的商人都在该城建立了聚居地，为的是将货物运回家乡。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Kherson），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为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雅罗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挪威国王、匈牙利国王、瑞典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一个儿子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另一个儿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亲。下一代的联姻更加引人注目，罗斯的两位公主分别嫁给了匈牙利国王、波兰和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Vladimir　II　Monomakh）的妻子——其实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中遇难）的女儿。基辅统治者是当时欧洲对外联系最活跃的一个王公家族。

众多的城镇和聚集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各地涌现，就像是一串长长珍珠项链。柳别奇（Lyubech）、斯摩棱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镇正随着基辅一道成长，在它们前面发展起来的还有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和诺夫哥罗德。这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玛菲的崛起过程如出一辙，其关键都在于东方贸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中世纪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数诺曼（Norman）雇佣军，他们先是在11世纪统治了普利亚（Apuli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之后渐渐发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抛弃了雇佣他们的拜占庭老板，将目光转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一个财源充足并极具战略意义的据点，它连接着北非和欧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纪）在马迪亚（Mahdia）、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尽管对一些地点的控制权在政治和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对绝大多数商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比如说）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了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对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东方，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到了11世纪，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亚边疆逐渐趋于瓦解。与巴格达政权一样，中亚的各个伊斯兰王朝长久以来一直从大草原上雇佣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对待北欧和西欧外来人的做法。萨曼（Sāmānid）等王朝从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雇佣兵，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隶军。但随着这些雇佣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正式兵，还开始进入指挥层。于是不久之后，伊斯兰高层官员就开始为自己的实权担忧了。军队确实应该重用志向远大的人，但绝不能把王国的权柄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