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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勇气用眼直视俞素梅，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

俞素梅被隔离审查后，家里只有她60多岁的母亲带着刚满6岁的外孙继飞，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老人喘不过气来。女儿女婿去向不明，长久不归，老人为牵挂他们，常常是以泪洗面，彻夜不眠。机场里她最熟悉的人是玉兰，所以三天两头找她打探消息。关于张志敏与俞素梅的情况有些姚玉兰也不清楚，知道的情况也不敢告诉她老人家，只能骗她：“姥姥，他们俩都在外执行重要任务，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玉兰，你别哄我，我最近眼皮总跳，心也发慌。这些天，机场里来了那么多扛枪的，还有机关枪、高射炮，还不许我出去。你们部队准是出大事儿了。志敏和素梅不回家是不是与大事儿有牵扯？”老人眼睛不花，心也不糊涂，要想糊弄她不是件容易事。“姥姥，这一段时间机场在进行军事演习，没发生什么事儿，您老别担心，张副团长和素梅真是外出执行任务了。”姚玉兰这番善良的谎言使老人将信将疑，她没再刨根问底。

姚玉兰回到家的时候，苗壮和叶青还在睡午觉，她低下头久久凝望两个小家伙的脸蛋。不知何时，贺铭悄悄来到她的身后，左手搭在她的左肩上，目光也聚焦在两张可爱的小脸上。此时，一股强烈的爱的暖流在姚玉兰身上涌动。有母爱、父爱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啊！想到自家孩子的幸福就联想到素梅孩子的不幸。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转眼家破人亡。“哎！真是世事如棋，变幻莫测啊！”姚玉兰深深感叹道。

1971年年底，贾云回到了西郊机场，并恢复了飞行。他一放下行李就来到姚玉兰家打探宋秀敏的消息。姚玉兰也不了解宋秀敏的具体情况，只有开导和安慰他，让他不要过度伤感。经姚玉兰的一番劝慰，贾云心里悄悄轻松了一点儿。

一天上午，姚玉兰被叫到师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共20多人，有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几名科长，也有从三个机场来的基层干部。其中女同志只有三人，除姚玉兰外，另两名来自沙河机场卫生队，都是医生，一名姓曾，一名姓沙，都是30多岁。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工作组的副组长，他是总政保卫部的一名处长，姓赵。人到齐后他便宣布开会。“同志们，为了彻底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彻底查清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中央决定成立空军专案组。空军专案组下设若干小组。第一专案小组负责我们师的专案工作，地点设在南苑机场招待所，由我兼任小组长。”接着他宣布了分工情况。姚玉兰与两名女医生负责审查的对象，竟是从中央专案组转过来的俞素梅和宋秀敏，姚玉兰还是这个专案小组的组长。姚玉兰一听，心里一惊，怎么这么安排？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工作组是不了解我与她俩之间的关系，还是有意考验我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意志？总之这是一项自己极不胜任的工作。农村“四清”时，自己与右派谈话都发憷，何况审查情同手足的好姐妹。要自己去“审”她俩，脸没法儿抹开，心也硬不起来，与她们的界限更是没法儿划清，这任务决不能接。可怎么和工作组说呢？找什么理由推辞呢？玉兰想到贺铭，他点子多，先回家找他商量，没准儿他有什么好主意。

中午回到家里，姚玉兰把自己不愿去专案组的想法告诉了贺铭，让他找推辞的理由。“不仅你接到了棘手的任务，我也是。工作组让我参加师材料组，负责搜集整理林彪及其死党在我师的罪行材料，这也是件苦差事，但不好推脱。这本是工作组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是经过认真调查，反复研究酝酿后，才慎重决定的，所以只有勉为其难了。”“我与你不同，整材料虽苦，但对你来说并不难。而我就不同了，我面对的是素梅与秀敏啊，她们要是一哭，说不定多比她俩哭还厉害呢，我天生不是整人的料，干不了‘专政’工作。”“我的意见，专案组你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