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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职位，结果嵇康不但不感激山涛的“好意”，反而写了一篇公开信，大发了一通牢骚，声称要和山涛绝交。这就是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的“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却在上述文章中大谈“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无异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司马昭的心肺之中，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嵇康的性格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而且嵇康是魏室宗亲，他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司马昭的瞄射镜中早就锁定他的身影了，就等扣板机了。

一向对嵇康心怀怨恨的钟会也乘机垫了坏话，他说：“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这段话倒道出了杀嵇康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找个碴杀了他，让别人都听话，不敢乱说乱动。

钟会说的那两个典故是这样的，所谓“太公诛华士”是说姜太公封到齐地后，那里有个“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食掘饮，无求于人”的隐士，姜太公请他三次，他不应，于是姜子牙就把他杀了（此事见于韩非子的书中，不知真假），而孔子当了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用的也是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看来儒家的手从孔老二时就够黑的，反正就是你太聪明了，太有思想了，太有号召力了，而且又不对统治者那一套唯唯诺诺地信奉，这就是最大的罪过。孔老二还说，上面那五点，有一条就够该死的份了——“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我们拿上面的这五点衡量一下嵇康，恐怕也快达到“兼有之”的程度了，所以嵇康必须要死，他死定了。

嵇康临刑前，三千多太学生为他请命，但司马昭不许。其实看到嵇康拥有这么多的“粉丝”，更让司马昭觉得钟会所说的“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确凿不假。然而，唯一让嵇康感到幸运的是，司马昭没有秘密地将他处死，也没有在他临刑前割喉管、塞竹签什么的。嵇康在生命的最后还可以进行一场最后的永别演出——弹那曲人间绝响《广陵散》。弹完此曲后，嵇康长叹说：“《广陵散》就此绝矣！”确实，此后世上就算再有曲谱，又何处能寻得嵇康？就算能再寻得嵇康这样出色的人物，又如何能有嵇康临终弹此一曲的心情？

嵇康的个性偏重于高洁不辱、愤激张扬的一面，其实这也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成份。我们前面说过，道家始祖中像庄子也有不少这样的举动。也许只有这样，这才是嵇康。嵇康的生命被冰冷的利刀终结，但嵇康的形象却被鲜血染得更加夺目，嵇康的思想并没有被专制的屠刀所斩断，反而在后世的人们心中播下了种子，许多文人都效法嵇康、阮籍之猖狂。嵇康，像一株挺立青崖间的孤松，永远傲立于史册中，为历代文人所敬仰。

阮籍

说是“竹林七贤”，其实倒不如称之为“竹林七怪”更贴切些。嵇康的脾气不好，性格偏激，常有“非汤武薄周孔”、“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之类让礼教伪君子们瞠目的奇论，但说到放浪形骸的恶搞本领在竹林七贤中却是远不如二阮（阮籍、阮咸）和刘伶这三人。

魏晋风度－－竹林七贤（3）

庄子在《大宗师》一篇中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又在《渔父篇》里说：“真者所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