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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一次要吃十个，吃米饭要吃五大碗，如是喝秀酿的高粱酒一次可以喝下二斤，还不醉。供应指标是完全不能填饱他的肚子，队长看在他做的是体力活，就将队里的公粮给他吃，还是不够，没有办法就允许他吃饭记帐，年底一起算，而到年底还是不能还完欠帐，队长又只好将欠的部分作为招待场部领导找王会计给报销掉。

朱大贵住在菜地边，队长安排他住在菜地边主要是：一方便种菜，二方便照看菜地，防止队里的人偷菜充饥。在菜地一住就是十年，他孤身一人，没有自己的女人，也没有亲戚，常年是菜地和小屋与他作伴。小屋里没有太多的东西，一张用果树枝做的饭桌，果树枝做的小马椅。他没有自己开伙做饭，餐具只有一双筷子和瓷盆饭碗。几件破烂的衣服挂在屋子的墙上，床上铺着像猪油渣的棉被，黑乎乎，从来没有清洗过，几双露大指甲的解放鞋放在床下，唯独床边的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几份报纸，朝东边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朝南边的墙角凌乱的放着农具。朱大贵的家从没有人进来过，队长每次找他，也只是站在门外，也从未进来。队里的大人小孩都说朱大贵神经有问题，都不敢接近他。哪家有不听话的孩子，大人就会说：“再哭，送朱大贵那里去。”孩子们都怕朱大贵，一听他的名字就马上不哭。

其实队里没有多少人了解朱大贵。他不疯，神经没有问题，只是经常批斗他，他没办法只有装疯卖傻，只要有批斗会，朱大贵就会很自觉的跑到主席台跪下，等民兵捆绑他，给他带高帽子，有时，他还自己带绳子自己给自己捆绑起来，连高帽子也是自己做的，字也是自己写的。搞得革委会的领导哭笑不得。都说他是神经病的臭老九。

特殊的年代，他只是采取特殊的方式生存着，没人看懂他，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为谁而活着。

朱大贵种菜很有一手，他和队长说是科学种菜。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季节种什么菜，他种得都很好，而且从未造成队里食堂断菜，队长满意就是在这方面。他每天出工不需要听打钟，不需要队长喊工，他完全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他到果园场以来一直是这样。有时在菜地翻地，翻得好好的，他锄头一丢，跑向屋里在桌上的本子上一阵狂写，然后合上本子，又将本子藏在床底，又回到地里继续翻地。有时，一整天嘴里都念着只有他能听到的诗词，有时背着小学课文，越是念，越是背诵，他越是干得有劲。队里的工人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学识。老九就是老九，对那些文字是久久不忘。

佩服他，因为他有一个高高的帽子，是臭老九。朱大贵是教师出身，是师范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在宋埠区高中当老师，主要教语文，钢笔字、毛笔字、黑板板书都写得非常好。平时爱写写画画，对人生，对社会爱长抒短叹，常常长篇大论的写。他犯错误下放到果园场劳动的主要原因是，写了几份对党直接建议的大字报，再就是和区高中一位女老师的男女关系不清不楚。就因为这些，县教育局就将他作为典型批斗，再后来被宋埠革委会下放到果园场劳动改造。从此，他就离开讲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整日劳作。队长经常对他说：“朱大贵呀朱大贵，你要好好劳动，从劳动中改造自己，社会是大学堂。不要成天疯疯癫癫的，否则又要批斗你。”每次朱大贵只是“嘿嘿”笑着不停。其实这是表现他乐观的一面。

刚开始来场时，队长对朱大贵一点好感也没有，大会小会朱大贵成了会议的议题，开口闭口都是朱大贵，耳朵都听出茧子。朱大贵也就成为队里乃至整个场里的笑料。时间久了，队长接触朱大贵多了，从言谈中觉得朱大贵说话很有学问，办事一套一套的，能看懂很多书，肚子里有点货。为了保护他，队长就安排他种菜，除自己可以管他以外，没有人管他，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去和队里那些人一起劳动，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