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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

有一种自称性格或心理小说的作品。但我认为它极其罗嗦讨厌。有什么必要非得絮絮叨叨地进行性格说明和心理分析呢？性格或心理，难道不应该只通过表现在外部的行动来描写吗？至少，有品味的作家会这么做吧。吃水浅的船摇摆不定。就连冰山，也是藏在水下的部分远比上面庞大。如同一直能看到后台的舞台，或者没有拆去脚手架的建筑一样的作品，我无法忍受。越精巧的机械，一眼看上去不越是简单朴素吗？

此外，我还听说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正在席卷欧洲文坛。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文学是选择。作家的眼睛是选择的眼睛。绝对地描写现实？有谁能捕捉到全部现实！现实是毛皮，作品是靴子。靴子虽说成自毛皮，但决不只是毛皮。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所谓“无情节小说”，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难道是我离开文坛太久，已经听不懂年轻人说的话了吗？对我来说，作品的“情节”乃至“故事”，正如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蔑视难道不是孩子硬装大人样时表现出的某种做作吗？让我们比较一下《克拉丽莎》和《鲁滨孙漂流记》。“还用问，前者是艺术品，后者是通俗又通俗的、幼稚的解闷儿故事。”肯定谁都会这样说。好的。这的确是事实。我也绝对支持这一意见。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到底有谁通读过《克拉丽莎》哪怕一遍呢？又有谁没有读过《鲁滨孙漂流记》五遍以上呢？这还有待疑问。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可以断言的是，唯有真实性和趣味性二者兼备才是真正的叙事诗。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吧！

说起《鲁滨孙漂流记》，当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宝岛》。对那个作品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让人想不通的是，没有人肯相信我对那个作品倾注了全力。我是用与后来写《绑架》以及《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的专注，写的那本小说。可笑的是，在写它的时候，我把这是写给少年的读物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最初的长篇小说。人们不愿意相信我还是一个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们，却不能理解我同时也是个大人。

说起成人、孩子，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巧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为什么就那么巧妙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杰作，而《奥立弗·退斯特》是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创作成人的小说的福楼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没准更是成年人。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此种意义上的成年人，最后会不会变得什么都不写呢？莎士比亚成长之后变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长之后变成无名的一介市民。（？）

人们不知厌烦地反复争论着：用同样的语言，指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现。远离文明之后，这件事的愚蠢可笑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对还没有被心理学或认识论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茨西塔拉来说，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技巧上的问题，是吸引读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让读者信服的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以来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一直去泊在港里的丘拉索号上游玩。今天一大早进城，和洛伊德一起应邀到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家里吃早饭。饭后大家一起来到丘拉索号上，午饭也在舰上解决。晚上是冯克博士家的啤酒宴会。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饭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