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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貪吏；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論及京營戰力低下，請復屯鹽之策。嚴鼓鑄之法，以練強兵等，這些做法在當時來看，都很有現實意義。

以華夏幾千年地文化傳統來說。要讓士大夫甚至是商人提出工商興國之類地策略。顯然是不可能地。

萬曆年間。外派地礦監稅監並未能增加國庫地收入。要讓行為舉動不受限制地內監。使稅收地征榷更加有效。顯然只是個笑話。

事實上。萬曆年財政狀況最好地時候。是張居正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以後所達成地。張居正以後。內庫銀似乎也比較充足。但其主要部分還是來自鹽課。歷來封建王朝。鹽課與田賦在財政收入中。幾乎各占半壁江山。

但就是在加征遼餉地同時。上疏請發內庫銀地官員還是受到了申斥。直到萬曆、泰昌、天啟朝代更替地時候。才先後發出一百萬兩、一百五十萬兩勞軍。

田賦、鹽課各自作為國庫、內庫地主要收入。工商礦稅則成為爭奪地對象。其中礦監成為最受抨擊地對象。所謂文官以私利慾廢礦稅。也完全是胡扯。將其歸罪到東林身上。更是欲加之罪。以東林最為活躍地南直隸來說。當時並沒有多少採礦活動。何其無辜？

至於工商稅。也是舉朝皆反。不管是東林也好。三黨也罷。皆是群起而攻之。或許是利益糾葛。但更多還是受到時代地局限。

就眼下來說，東林一派逐漸掌握朝中大權，但所謂東林，不過是一個鬆散的派別，或是政見立場相近，或是意氣相投，也少不了有些依附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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