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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些寺庙便禁止和尚化缘。同时，人们对于乞僧的态度常常无异于他们对一般乞丐的态度。从十八世纪的文献资料来看，乞僧是随处可见的。

普通百姓对于和尚的态度也许受到了下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见习修行和尚身份本身的模糊性（他们既是佛门一员又不在佛门之中）；二是一般人对于乞讨者的暖昧态度（这被认为是一种无根无底的懒人的职业，但它又因为僧人实在太贫穷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对于道士，普通百姓的态度也许就是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恐惧了。

人们习惯上常常将道士的活动同各种各样的法术联系在一起（如炼丹术，以符咒驱邪，以及寻求长生不老，等等）。因此，当“邪术”成为问题时，道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怀疑对象。尽管道士在社区里通常从事的是诸如以符咒为人治病之类的有益的活动，但他们在人们想象中的妖魔形象却表明，在人们看来，法术是很容易转化而成为邪术的。由于和尚在社区中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协助死者的魂顺利通过阴间，他们便不是与道士同一意义上的术士。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百姓的故事传说中和尚相对来说温厚善良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想要知道的是，当僧道等从事礼仪话动的各种职事人员作为陌生人出现在某一社区时，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否还会对他们有着如此清晰的区分？例如，本地寺庙中的和尚是每个人在邻里的葬仪上都会碰到过的，同他们相比较，随处飘泊的和尚便可能显得既让人难以捉摸也难以理解。同时，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想像力使能够意识到某一“游方道士”的威胁。相形之下，本地道士作为礼仪职事人员就比较“安全”，因为人们是知道他们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个在本乡邻里间驱邪的法师大概不会比一个家庭医生更具有威胁性。但如果他是外来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外来者还拥有特殊法力时，人们对他们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

如果说，普通人是由于僧道等礼仪职事人员可能会施行法术而产生对他们的恐惧的话，那么士绅则是由于他们懒惰而鄙视他们。根据在浙江收集的一组“家训”的说法，每一种职业——不管是文人、农夫、手工业者，还是商人——都有自己的“生理”（即求生之道）。“惟是懒惰飘荡、游手好闲为僧、为道、为流民、光棍、身名无籍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于天地同者，无此理也。”

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一位研究广东社会的权威曾写道，那些在葬仪中担任祭司的人物（在这里，笼统地来说就是道士），“由于其工作的性质”，就像我们自己杜会里承办丧葬的人员那样，在社会上的名声肯定是不好的。“当他们在场时，邻居们从来就不会感到舒服。”这里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会附在死者的躯体上。尽管道士们“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触及尸体或棺木”，但他们却不可能将自己同自身职业中具有产生污染危险的那一面完全分割开来。社区中的礼仪职事人员尤其需要依靠葬礼为生，而这一工作使得他们必须不断地接近新近死去者的棺木。我们尚无法肯定，在华南地区十分明显的人们对于死亡污染的恐惧，是否也在其他地区助成了人们对僧道人员的暖昧态度，但我们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作为外来者的术士。普通百姓对于礼仪职事人员的态度是既尊敬又恐惧，这一点在帝制晚期的下层僧道人员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身为流浪者，又拥有特别的弄鬼弄神的力量，这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危险。如果闵鹗元的说法是对的，则这种危险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大概已变得日益清晰可见。对于其他文化所作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会将妖术同外来者连在一起。艾伦·麦克法林（AlanMacfarlane）便曾以非洲和荚格兰的资料为基础而注意到，“在乡下四处游荡的男人”自然而然地便会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