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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作品更多的是艺术成就，是杜甫所评价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并无过人之处。而数年的宫廷生活，极度的宠信之后，当他终于在唐玄宗身边的群小谗毁中被“赐金放还”，走上一条浪迹天涯的道路之后，他的诗歌才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而假设没有这种人生的“挫折”与逆境，假设谪仙可以长久居于宫廷禁地，他又怎么可以写出《秋浦歌》那样绚丽多彩的组诗，又怎么可以体会得“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并且大声地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至于苏轼，我只想说的是：他最杰出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熙宁九年，其时，苏轼政治失意，兄弟离散。而他影响最深远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元丰五年，其时苏轼是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

至于更为远久的屈原，不消说了，屈原本身就是一幕悲剧，而《离骚》的意思就是离愁和牢骚。

看起来，逆境出好诗，逆境出大诗人的逻辑是成立的。诗文一理，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逆境出好文章，逆境出好作品，诸如此类。

按说，从读小学时起，我辈凡人大约就都被告知“庭院难练千里马，花盆难长万年松”的道理。诚然如是。然而，有些事情说起来是一回事，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倘若你要问“马们”，有谁不愿做千里马？大约是没有的。可是真正你让他在千里马与卧槽马之间做一选择，口头上口口声声要做千里马的那些马们十有*却是宁愿选择卧槽马的安逸与舒适了。

返回来我们再说一说诗文与诗人和文人的事儿。应该说，时下我们社会对作家诗人的关怀在某些方面，对某一部分人那是十分可以的了，但这方式却有些值得商榷，譬如将文人们以某种形式“圈养”起来似乎就很不科学。想当初，蒲松龄，施耐庵，曹雪芹们如何写作，如何生存就不要说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好象也没有一个是拿着津贴搞创作的，但是他们都写出了各自传世的经典作品，倒同样是这些人，在受到国家种种关怀之后，房有得住，车有得坐，钱有得花，却偏偏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作家们和企图“管理”作家的人们思考？更可置疑的是，现如今，某些机构，名曰群团组织，实则靠国家财政，花着纳税人的钱，专门把一些崭露头角的文人诗人们收罗起来，“圈养”起来，目的或许是好的，但作用却难说了，而事实是，在我的记忆中，进入那个“圈”的人们一般来说都很难超越曾经的自我。

呜呼！难怪现如今市面上新书日多而好书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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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李广　太史公

看了这个题目，有人必会笑我，莫不是要演一出“关公战秦琼”吧？非也！原因有二，其一，他们三人，虽说隔了几百年才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但却是一个阵营里的，彼此之间原本不会打架；其二，他们中间，尤其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和汉代的二位人物之间，虽说互不相识，却是因了一起公案而真正能够联系起来的。

一切皆因王维的两句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老将行》），而王维之所以写出这样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名句”，溯源却在于想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的一点私心。

我们知道，卫青者，汉大将军也，前后七次统兵出击匈奴，每战必胜。正是由于他和他的外甥，骠姚将军霍去病的果敢指挥和身先士卒，迫使长期侵扰北方地区的匈奴不得不远遁大漠，在一段时期内，基本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边患问题。卫、霍之功高，怕是任何一位同时代乃至或早或迟的将军们莫可攀比的。但是，在太史公司马迁的“铁笔下”又是怎么体现的呢？卫青、霍去病二人共列一传《卫霍列传》，而常败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