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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圣人跪拜”。

在德国还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瘟疫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犹太人在水井和河流里投的毒。于是人们开始实施一个邪恶的计划，据说德国人将“所有从科隆到奥地利的犹太人”统统抓起来活活烧死。反犹太热潮开始爆发，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他发布指令，禁止在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并要求所有犹太人的财产和资产都应受到保护。这项指令是否有效另当别论，不过由于对灾难、苦难和宗教泛滥的恐惧，在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莱茵兰的犹太人就因信仰不同而遭到迫害。在危急时刻，不同信仰的存在是非常危险的。

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据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而欧洲总人口数估算在7500万。后世对瘟疫的研究还表明，在大面积传染病暴发之际，小型村落和远郊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看起来瘟疫传播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地区传播并不比乡村地区更快，所以其实，从都市逃往乡村并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从田野到农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间地狱：腐烂的尸体，鼓起的脓包，大范围的恐怖、焦虑和怀疑。

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我们对未来的希望都随着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这样说。人们对未来在东方谋取利润的野心于此蒙上了深深的阴影。彼特拉克还说，唯一的慰藉是，“我们还可以追随先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我们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我知道那天很快会到来”。他写道，印度海、里海或是黑海的所有富商都无法弥补灾难造成的损失。

瘟疫带来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其深刻影响远不只是欧洲的死亡，它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再生。这一变革为欧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影响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彻底重组。黑死病之后，人口长期缩减，导致劳工工资陡升，因为劳动力变得更抢手了。那么多人死于瘟疫，直到14世纪50年代，“侍从、工匠、技工、农业工人和普通劳工”的短缺状况才终于开始缓解。这为曾经处在较低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人提供了相当大的谈价资本。有些人根本“对打工不屑一顾，除非有三倍的工资，否则极少有人入职”。有证据显示，黑死病之后的十年间，城市雇员的工资出现了巨幅上涨。

农民、劳工和妇女同样从有产阶级的衰落中感受到益处。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有租金总比没有好。低租金、轻义务和长合同都让农民和城市租户获得了大量利益。这种状况还得到低税率的推动，14世纪和15世纪整个欧洲的贷款税率都大幅下降。

显然，随着财富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日趋平均，人们对奢侈品（进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他们原来买不起的商品。瘟疫带来的人口变化还影响到了消费模式，特别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轻人，他们面前摆着各种新的机遇。新生代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本来就不愿意省钱，挣的工资还比父母要多，前途更为广阔，所以愿意花钱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追赶时尚。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纺织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欧洲纺织品的产量巨大，导致亚历山大港进口规模的大幅缩减。欧洲甚至开始转进口为出口，他们的纺织品充斥中东市场。面对西方生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东不得不为经济紧缩感到忧愁。

近来对伦敦墓穴发现的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