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5页)

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陆，而且很相信这件事。当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筹备时，他曾说：“开幕成立这一天，我要参加。”当他知道已定于十月十日他不能参加时，他很懊恼地说：“哎！###后，我对幼狮公司有很大的计划。”

还有1951年左右，蒋经国接管特务机关（所谓情报改制），很多人反对，认为：“太子”怎么搞起特务呢？为此，他发表一篇文告，每个干部都收到一张。文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我曾问过戴笠同志，要是情报工作与法律冲突的话，我们怎么办？戴笠同志告诉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么就是法律？特务机关只能执行法律，怎么可以违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蒋经国专制封建的强悍心态。他一心想###，想维持他父亲传给他的权力系统。所以他一步步地夺权再夺权，盼望时机成熟，在美国的协助下，国民政府重回南京，统治整个大陆。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后所以做出的改革，有几个原因：一是形势所迫，外在的环境、时代的潮流已不允许他继续独裁。第二，他感到孤单，军队士兵和干部地域性的变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险。此外，他自己也觉悟到###的愿望不能达成，自己的身体也不允许达成。生命有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伤，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壮志没有了，这时他只想到一点——他的历史地位。他要在历史上留名，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让人赞许的地方。

。　想看书来

怎么看法律（1）

访问者杨子江先生

文载1988年6月台北《卓见生活》杂志

由于近期台湾社会形态转变得极为快速，而脱法和脱序行为却一再发生，台湾社会遂呈一片混乱。因此，本刊特访问柏杨先生，探询他对“解严前后”社会现象的独特看法……

问：部分人士对台湾民众的“法律素养”评估，并不是很高，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中国人的一般法律知识，几乎可说是“零”，试看中国人竟把“情”“理”“法”并为一谈，希望三者能同时兼顾，就可作为说明。因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经把“情”和“理”考虑在内；所以在执法者行使公权力时，不应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问：社会形态转变趋向于更民主的境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有更多脱法行为？

柏杨：社会形态是在转变，现在，人民许多行为，都脱离法治的轨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约束力，社会遂呈现一片混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过去大家都把不满的情绪压抑下来，长久积压的结果，造成谁都不知道“标准”的尺度是什么。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没有建立起公信力。

举例而言，人身攻击在民主国家中是一件严重的罪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观我们台湾，处罚却十分轻微，有时候罚一点点钱就可以了事，根本发生不了任何吓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励做人身攻击的倾向。

也由于台湾政府没有公信力，法律没有尊严，人民不遵守社会秩序，脱法行为当然大量发生。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有些人不断公开地侮辱国家过去的元首——蒋中正父子，表示他乐意于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现象显示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和愤怒的反弹，要想保持绅士的风度，确有困难。

问：对于压抑不满情绪所发生的后遗症，我们应抱何种态度？

柏杨：由于被压抑太久，好比弹簧，一下子松手，它会毫无选择地猛然弹起来，并且可能因弹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们的社会目前正是如此。积存了太多因不满而产生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人身攻击和恶意栽赃而已。不断脱法行为发生，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健康发展下的常态社会，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