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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芳辉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格达活佛》填补了这个空白。像格达活佛、博巴政府这样重大的人物事件，在我看来，不是哪个人想写就可以写出来的，更不是可以坐在书斋里，仅凭想象，仅凭从外国小说那里生吞活剥地套了点这个流那个流，所谓“先进”的写法就可以写出来的，而只能是像张芳辉先生这样具有相当的康藏生活阅力和政策水平的人才能够写得出来。

张芳辉长期生活在康藏。他对那片广袤、丰饶、神秘、深邃、历史文化厚重的土地非常熟悉，非常有感情。他先是在《甘孜日报》社作过多年的编辑部主任，过后又到了西藏，先在西藏人大工作，后又在西藏政协作副秘书长，在西藏工作生活了11年。他是一个老康藏。

芳辉同志在多年的报纸编辑、文秘工作之余，长期坚持文学创作，而且是个有心人，对于康藏重大的人物事件作了多方采访勘察，历历在心。毫无疑问，格达活佛这个极具亮点的人物、事件，多年以前就进入了他的视线，为小说作了充分的写作准备。这部书稿，不说前期准备，光是写作，前后花了5年时间，数易其稿，其间辛劳可想而知。

如今出书难，且盛行炒作。有的书的发行成功，实际上就是炒作成功。而芳辉同志为人为文相当低调，可以想象，他在动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完全不计功名利禄，是在为一种使命感写作。而且，芳辉同志的身体也不好，退休多年。这本书能被西藏人民出版社认定，顺利出版，在可喜可贺的同时，给人多方面的启示，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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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史的鸣奏（代序）（2）

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在我看来，无论时代怎样演进，文学理论如何诠释，文学即人学这个科学论断却永远不会过时。问题是如何去挖掘，表现人物。小说，尤其是带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不能在书中作报告，也不能当长篇通讯、人物传记来写。小说需要有它自己的艺术表现规律，这就是写人，写在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性格形成、人物的命运。

从《格达活佛》看来，芳辉同志是深谙其中三味的。这本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上，在长征、长征之后严峻的日子里和新中国建立之初三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上，站在时代高度，着力去写人，写格达活佛，写围绕在格达活佛周围的一大批人。这些人中，有白利寺思想进步、同情红军的住持，有一大批进步群众；也有反面阵营中的人。比如反动县长卢品之、土匪、国民党军官；还有在革命和反革命阵线上首鼠两端，权衡利弊，最后被我们的统一战线统一了过来的头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都有相当的典型性。有的人物，仅仅是几笔点染，也大都能带着其独有的个性风采跃然纸上。尤其是格达活佛这个人。看完全书之后，掩卷思索，这个人物犹如高尔基一篇名著中的丹柯。为了替人们照亮黑暗中的前程，丹柯不惜将自己的一颗心从胸脯里挖出来，高高举在手上，格达活佛就是丹柯这样的人。

写《格达活佛》这样的长篇，很考功夫。因为这中间，大的方面要涉及民族、宗教这样的大事；小的方面要涉及到好些藏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生活用语、民间谚语等等。而其间又纵横交错，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环弄不好，大则引发事端，小则非驴非马，让人贻笑大方，整体上对这部长篇形成破坏。而从这部《格达活佛》来看，芳辉先生在这些方方面面的处理都是好的。

如果从当今风头很劲的一些文学观点来看这部长篇，芳辉先生在对这部长篇的表现方式上，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意境、韵味上都可能老套了些。但在我看来，这样正好。书中的主人公格达活佛真实可信。在表现手法上，是现实主义的，一点没有玩花架子。写得扎实而朴实。扎实表现在两方面 生活和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