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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使公众的信念受到动摇。他写道，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来“不足为虑”，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他们仍需迅速地予以弹压。而对这一案子本身的情况（他在这里指的是这一案子的反清象征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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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批奏折》，第836卷第1号，乾隆十七年四月八日（永常）。湖广总督永常在奏折中似乎是在宣摧引用供词。无论是审讯者还是永常本人，都不至于故意在供词中加入这些言辞。相反，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史常常会对直接向满人统治提出挑战的证据持大事化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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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任何人若提及剃发一事，便都是在自寻麻烦。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在对付马朝柱起义时，弘历都没有提及种族问题。尽管富有挑衅性的剃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但弘历在处理它们时的最初动向却与处理1768年叫魂危机时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

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狱：通过揪住他所谓文人们影射攻击“满人根基”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而对他们大开杀戒。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这更成为他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一种手段。弘历对于剃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固然不愿公开提及，但在对充其量只是对满人名誉造成了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他却是一触即跳。在涉及种族时，甚至某种几乎完全让人觉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会让一个文人丧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众性骚乱的大规模谋反案件相比较，弘历在处理文字狱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范围与节奏。在对付此类“谋叛”案件时，他尽可以大声颂扬满人的种族尊严，却不必担心因此会引发出什么意外。

文字狱的预兆。我们刚刚叙述过的这些事件过去仅仅三年，弘历便看到了通过言辞而大兴文字狱的有用之处。1755年，汉人学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诗作煽动对满人的种族仇恨（即便在当时，这看上去也显得是在强词夺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鄂是弘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大学士之一）的门生与派系中的骨于成员，并与鄂尔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诗文往来应酬。弘历对于胡中藻的凶猛攻击（说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认为是对于官场派系活动的一种抨击。然而，这个案子让我感到惊奇之处在于：弘历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的行为使他不配当一个满人，并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所在：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在对鄂昌矫揉遗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