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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不似人君（2）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

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为例了。

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