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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僚君主制对妖术意义的界定则明显地受到了体制内不同角色的需要的影响。

所有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然都以一只眼睛盯着官僚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说弘历故意利用叫魂危机来整饬官僚可能超出了证据的许可。但已有的证据确实表明，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

而这一语言的力量——它对事件作出界定和为行动提供动力的力量——则在政治罪的环境中获得了急剧膨胀。

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进从他的朱批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朱批不用草稿，也并非别人起草，是弘历的当下反应。这因而是他自己想法的不假思索的表露，是他对眼前问题的直接感受。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弘历憎恶妖术，并对其社会影响怀有恐惧。但他对妖术的反应却受到了他对其政权所患顽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术清剿的语言，不仅在语气上也在词汇上与长期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现在，以叫魂案这一政治罪为背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同官僚们的行为有关的。

但是君主究竟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破绽百出的案子走多远，而不致引起人们对他本人行为的怀疑呢？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恼羞成怒的弘历以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但这样做时，他仍意图一箭双雕。巡抚富尼汉关于叫魂案犯供词并非出自刑求逼供的说法误导了他，所以富尼汉必须降级并受罚。

但是，其他官员没有积极参与对叫魂案的清剿，辜负了他的信任，而这种失职则导致了妖术在全国的蔓延。只有通过处罚这些官员的失职，他才能向世人和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

作为最后的一幕，皇上的盛怒指向了新任山西巡抚苏尔德——他刚刚从已任六年的江苏布政使职位获得升迁，并已因未能及时奏报妖术案而受到攻击。直到弘历把叫魂案提到桌面上来时，他才报告了山西的叫魂案。弘所在朱批中斥骂他道：“此足证汝仍未改在江南染上之欺骗恶习。”当叫魂案最后收场时，苏尔德被单独挑出来受到特别惩处。他在“江苏最久”，“渐染恶派，痼习尤深”。当叫魂案在苏州刚发生时，他没有陈奏（当时他仍在苏州任上）。其后作为山西巡抚，尽管该省案犯累累，他仍“复踵其故智，不知悛改”，“清剿阻挠尤甚”。弘历将他贬为省按察使发往遥远荒僻的新疆。①要让一个旗人灵魂中的江南腐朽恶习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有什么地方会比那儿更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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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第819卷第16页，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苏尔德完全从传记里消失了，可能是由于在当时看来不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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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主题和变奏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叫魂危机这样让全社会卷入的事件——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一经验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绣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槛楼的囚犯之间的文化差距。但是，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