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嚎叫就跃起来往场院上跑。可是地主的老黄狗卧在那儿，他伸手去拨弄肮脏的猪毛，老黄狗就扑过去。他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弄到，老被咬得身上流血。老赵家的一个人见了他这模样就说：“它咬你，你吃了它！”接上就教给他一套办法：用一根细绳拴个倒剌铁钩，钩上挂一块干粮，当狗咬紧了时，就把它钩住牵到河滩上去。他照着做了，果然就钩到了黄狗。它在绳子的一端滚动、哀叫，就是挣不脱带倒剌的铁钩。鲜血一滴滴洒到土里，老黄狗绞拧着那条绳子。他看着老黄狗挣扎，两手乱抖，最后“哇”地大叫一声松了绳子，头也不回地跑了。这年里他好几次差点饿死在乱草堆里。一个雪天，有人掏出两个铜板，让他去干掉老黄狗。他实在饿坏了，就再一次用铁钩钩到了它。这次无论它怎样哀叫翻滚他都不松手了，直咬着牙把它牵到河滩上……后来他才知道给铜板的人是土匪，那些人当夜就摸进去绑了黄狗的主人，把他拉到野地里用香头去触，最后还割下他一个耳朵。赵多多胆子慢慢大起来，他常常去钩猫狗。一只狗吃不完就藏在土里，变臭了也舍不得扔。他真正不挨饿了还是当了民兵以后。他有了枪，见了活动的家畜就想打。夜里捆绑地主，他用力地勒绳子；拷问的时候，他就伸了香头去触。也许是荤腥吃得太多，他很快结实起来，还过早地生出了一脸胡须。就在这个连阴连雨的春天里，他当上了自卫团长。

人们估计雨一停，老庙旧址上就会开起大会来。大会已经在雨前开过两三次，那种会不错。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被抬出来，一件一件由长脖吴记下。后来东西多起来，也就不记了。东西堆在农会的几间屋子里，后来又分下去。这家分一个柜子，那家分一个瓷缸；花衣服和布料女人喜欢，接到手里不停地抚摸。光棍汉拣出一条花裤子，爱不释手，咕哝说：“裤子里边是什么？”他们在分东西的场子上乱跳乱蹦，胡乱唱一些歌，要求先分死物，后分活物，分分分。可是到了半夜，不少人家都偷偷地把东西送回原主手里了。他们叫开了门，悄声说：“这个柜子我认出是二叔你的，我给你送来了……就这么个世道，二叔可莫怪我！”最先发现的是小春记的父亲栾大胡子，他当时是农会主任。他立刻报告了工作队。王书记就领人重新抄回来分下去，结果还有人往回送。赵炳正在镇书房（学校）做先生，忙着跟长脖吴清理登记果实，已经不去书房了。他对栾大胡子建议说：“哪家收回了东西，就关到地窨子里。让分果实的人家想送也找不到主。”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于是有人就给关起来。男女分开关，一家子人也要分开。可是后来还是有人把分得的果实送出去，堆在原主的院门口。工作队王书记召集干部开会，说最重要的还是发动群众。“这不是个简单事情，要比我们预想的复杂十倍。这里面有恐惧心理、习惯势力，还有家族因素。让他们放下心、壮起胆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会上号召干部要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挨门挨户，分头进行。要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点到面地带动起一批人。跟群众交心交底，让他们明白这是一块儿打天下，消灭万恶的剥削制度，胜利不能坐着等，胜利靠大家一齐动手去争夺。共产党是领路人，八路军就是穷人的靠山。王书记主张暂时把关起来的人放回去，栾大胡子很不痛快。正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一个地主的女儿跟镇指导员睡了觉，指导员就让民兵自卫团撤了岗。结果这个地主携带着细软跑了。自卫团发觉后逮他们回来，于是指导员的事情败露。指导员的职务被撤掉。栾大胡子眼睛通红，骂骂咧咧，说关起来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赵多多是全镇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这会儿又做了民兵，他跟在栾大胡子身旁，常到关人的地窨子里去转。他解下腰上的皮带抽打那个逃跑的地主，抽一下骂一句。他听赵炳说这个地主玩的一套叫“美人计”，这会儿就一边抽打一边喊：“再叫你『美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