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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践，我们可以凭借甲骨文字形及一些实物考古资料来证实，但中医理论的来源却没有任何资料，战国时期是理论的成书时间、记录时间，绝不是理论发明的时间。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实践先于理论，也不能证明理论先于实践。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存在，这里没有权威。

第二、先实践后理论的观点，没办法解答如下疑问：为什么中医存在简单实践与精深理论的脱节现象？就如同有人用一斤面粉，意外做出了十斤面的馒头。这里又牵连一个问题：中医理论究竟是怎么发明的？中医理论不但在深度上与实践脱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无法从实践中直接导出，也就是说，中医理论并非建立在实践的原型上。比如，它的藏象理论就与解剖实践彻底脱节，中医五脏并非解剖学上的五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认为，中医理论很可能先于实践，而且简单、直接的实践可能不完全反映理论的所有成就，这源于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不足。从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动物本能说”的荒唐可笑。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世界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而且这些传统医学的实践与中医有几分相似之处，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明中医学？除印度以外，甚至我们看不到一点点与中医理论相似的痕迹。这一现象的本身就是对“动物本能说”的批判，也是对先实践后理论观点的批判。

早期的巫术与医学

人们常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镜头：一个道士手持一柄木剑，直指天空，喝令鬼神，驱逐邪魔，最后口中必定大喝一声“急急如律令”。其实这并非仅仅是道士、巫师的把戏，中国古代的医术也有此项。《素问·移精变气论》曰：“惟其移精变气，可祝而已。”后人称此科为“祝由科”，即是诅咒，“祝由”的本身既是巫术。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中为我们记载比较详细的情况：“吾为天师祭酒，为天地所使，身佩乾灵之兵千百万亿，在吾前后，罗列左右，何神敢往，何鬼敢当？正神当住，邪鬼速去！急急如律令。”

俄国作家格利格罗维奇在小说《乡村》中曾记有这样一件事：村里的铁匠德隆死去后，经常在村子里出现，吓唬村里的人。后来村长的弟弟看到铁匠在村里闹腾没个完，就刨了铁匠的坟，把他的尸体翻了个身，在背上钉上一个又长又大的白杨钉子。这也是巫术。

巫术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印迹，即使到了现代，巫术也没有彻底消失，变成了一些习惯的行为。例如，中国人晚上如果做了恶梦，他会吐口水，同时伴随“呸”的发音。印度人每次打呵欠时，总要用手指向左右两边各弹一下，防止魔鬼乘机进入口中，而西方人则在打完呵欠后要祝福，防止灵魂随气喷出。这些习惯，如果追其根源，都来自巫术。

自然，在古代实施巫术的人就是巫师了，也有的国家将其称为祭祀。其实巫师在古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有点像现在的大学教授或专家，他们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古代生产能力有限，社会财富不丰富，不可能养活更多的文化人，所以巫师的身份极其复杂，他们既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文学家、星占家、哲学家、建筑学家……他们是综合人才，是一切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古代帝王的顾问学者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史，即是史官；另一类就是巫，而且巫的地位总比史要高一些，《礼记·礼运》记载：“王前巫而后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

因此，中国古代的巫与医是合而为一的，《广雅》在训古医字云：“醫，巫也。”在这个意义上巫医可以合称，故《论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巫师创造了医学，古籍中有两条资料可以为证，《世本·作篇》记载：“巫彭作医。”意思是巫彭发明了医学，《说文》也沿用了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