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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的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你看过小说，相信不会得出这种印象。

之所以将小说定名为“底线”，是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一般民众有所谓道德“底线”，社会的价值与良知更应为一些阶层所支撑。如教师，如记者，如法官，……当然还有医生。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阶层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线”陷落，应当引起忧虑。

然而，在我的生活环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线”崩溃。周围的人初始还会义愤，时间久了，纷纷变得麻木，以为生活就是这样，虽不理想，但无力改变。

我在《底线》中写到的鲁小兵并非通常意义的坏人，他大学毕业后，先作为援助项目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回国后的现实与想像有极大落差。鲁小兵工作很辛苦，医术也并不差，但总比旁人挣得少而且少很多。郁闷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这才得知另有挣钱方法。他也有过内心冲突，但其心理“底线”终于随着对金钱追逐的情势一点点陷落。作品只是客观展示了这个过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过早去世写过一篇短文，谈了“相对贫困”问题。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有了过去无法想像的提高。许多家庭在温饱之后，拥有了住房和汽车。但人们并不满足，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物质馈乏，人们普遍对金钱有了更多焦虑。

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我无意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却希望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关注精神的平衡与健康。

应当说，《底钱》写到的医院生活远不是最腐败的，不久前中央台《新闻调查》播出的哈尔滨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要怵目惊心得多。而媒体最近几年更是揭出许多无法想像的腐败与黑暗。

这里，我想披露有关《底钱》的一点“花絮”。

我的长篇小说《新星》、《龙年档案》都是在《当代》发表的，记得编辑部看过《龙年档案》之后，曾说“柯云路从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了”。我当时对此评价大不理解。编辑认为，《龙年档案》中的罗成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想像。当然，后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事迹，而《龙年档案》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即取材取此。

《底线》写好后，我很自然地将稿子投给《当代》，而这次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评价。认为作品太写实，而文学应当不同于生活，应当有激｜情和梦想。

不久前，北京台连播了这篇小说，我从听众那里得到了许多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样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就很不相同。

告诉你这些，是想说明，即使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其风格样式也是不同的。《龙年档案》的激｜情和理想，一点也不妨碍作者看到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统治下，有所谓“三突出”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会一脸迷惑。那时的所谓文学，只许写光明面。《底线》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一个自信的社会才能容纳批评。

我在医学界有许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几十年来兢兢业业，视患儿和他们的亲属如家人一般。她身体不好，常常拖着疲累之身带病工作，现在七十多岁，还四处讲课带学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会尽最大可能帮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洁坚持至今，每有患儿亲人送来谢礼，她总是如数退还；实在无法退还的，会将高于同等价值的钱及时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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