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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年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经济学家的地位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载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时的胡适能注意及《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译，这表示他的自由主义的余晖犹存。不过，在台湾能翻译并发表《到奴役之路》，这件事对当时“台湾的言论自由”究竟有什么证明作用就颇不易断言。严格地说，胡适之先生关于台湾言论自由问题的谈话我并未清楚了解。当时他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象的”，他说的“许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么种类的人，这些人当时所“想像”的“台湾的言论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像的”，“超过”的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从他的讲词里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确切指出的，是当时《到奴役之路》有发表的自由。不过，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烟！在这十一年之间，台湾的言论自由是进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处未动，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研究舆论的专家来解答。可是，无论他的解答是否和每个人的切身经验符合，特指地说，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书的“译注”原文于十一年以后的今天在这里不是没有和读者重逢的实际可能。

十一个艰辛的年头就这样飘过去了。人生并没有太多个的十一年。回首这十一年来，我个人经历了这激变时代里的一些激变。这些激变，使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对于我个人的处境的认识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发生若干改变和进境。这些激变和进境使得我现在认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里所展现的思想有些更动的必要。例如，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对于道德价值的认识，我现在的了解和当时颇不相同。凡此等等，我只有在别的论著里去表示了。

当我对《到奴役之路》作“译注”时，我说是“翻译”。照我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些欠妥。虽然，我借来的《到奴役之路》原书因早已归还原主以至无法将原文和“译文”查对，可是，我现在觉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严格的翻译，只能算是意译；还有节选的情形，也有几章未译。关于这一方面，目前被种种事实上的条件所限，我无法补救。我希望在将来对于自由的观念和思想之启导工作上能有机会多作努力。现在，我只能把本书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时，我趁出版之便，把内容稍加修改——特别是有关人身方面的，因为我所应着重的是观念和思想及制度。

复次，近四五年来，我对海耶克教授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从他的著作和行宜里体会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处的环境之动乱，社群气氛之乖谬，文化传统之解体，君子与小人之难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颠困流离，在在使得我对他虽然心向往焉，但每叹身不能至。而且，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现实情形，不是使人易于麻木，便是使人易趋激越。从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时代的我，是属于激越一类的。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于不知不觉间将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认为我应该向海耶克先生道歉。

《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的述要，就所倡导的观念和思想内容来说，今后大部分有现实的生活意义。实实在在，它展示了一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条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论，有而且只有跟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变成蜜蜂、蚂蚁、牛群、马群、工奴、农奴、政奴，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