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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路线，但就像另一位青年作家邱华栋奋力推出的长篇《正午的供词》一样，事实证明，畅销书也不是那么好写的。

继上海女作家的火爆与熄灭后不久，北京强势推出了一批男###作家，及时地填补了市场的空档：张弛推出长篇《北京病人》，同时狗子和阿坚也分别出版小说和随笔集，再加上老牌作家艾丹，形成了一股“北京作家的力量”。但这股力量终究过于单薄，所以很快就被外界淹没了。

淹没他们的并不是出现了好作品，而是年末的几个文学大奖。首先是大洋彼岸诺贝尔奖的意外评出，顿时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震惊和争论，众说不一。随后国内又重磅推出了沉寂多年的“茅盾文学奖”。其获奖的三部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堪称完美但毫无新意的现实主义典范；《茶人三部曲》除了《南方有嘉木》稍有反响，整体几乎很难让人有所评说；而全体评委全票通过的《尘埃落定》则无疑爆了冷门，成为2000年最受关注的一部真正的实力型作品。

但事实上，很多人却忽略或者漠视了一个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尘埃落定》其实是一部典型的英雄主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在小说的前后50页里，这种倾向还不是太明显，但小说中间的300页，也就是小说的主干部分，则可断定是精彩的新武侠小说无疑。我们甚至可以拿它与金庸的小说做比较，从中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阿来令人惊叹的文学贡献其实并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其惊人的语言天才。《尘埃落定》精湛的文字语言堪称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可惜的是，它的内核是一个武侠小说的变本，当然我不是说武侠小说就不是纯文学，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这就像金庸曾反复强调“文学是写人###的”，他说这话是想说明他的小说价值在于对人###的描写，但是他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所有的通俗文学也都是写人###的。而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在于它通过写人###而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使命所在。很可惜的是，《尘埃落定》并没有做到，由于欠缺了重要的精神内涵，整部小说就是通俗文学和纯文学7：3的结合品。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但究竟事实如何，相信我们会在阿来近期或以后的创作中看到。

另外就是在上海评出的“90年代10部最有影响的作品”，针对评选的结果，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说：“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场，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这是10部入选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这其实是80年代文学的剩余想象强加给90年代的结果。”他的话虽然不太中听，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尖锐在于指出了现在文学界不止是作家和作品的局限，还有评论界的眼光局限。要评出新时期能代表新的时代精神的作品，就必须涌现出新时代的思想家、评论家。而现在，“大多数评论家在90年代的生存现实和文学现实面前是失语的，缺席的，许多作家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它，表达它。”（谢有顺）

期刊界另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收获》在2000年第四期悄然推出王安忆的新作《富萍》，但这部长篇不禁让我们感叹，现实主义在王安忆手中已经玩到了极致，但也通向了死亡。《富萍》宣告了建国后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王安忆的创作巅峰已经过去，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再掀高峰。

在上海《收获》回到经典路线的同时，北京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云南的《大家》，湖南的《芙蓉》等各大文学刊物却都在纷纷推陈出新。其中犹以《芙蓉》的“重塑七十年代后”声势浩大。但遗憾的是，好的作家和作品不是策划或塑造出来的，而是作者自己写出来的。所以“七十年代后”仍然只是塑出了几张年轻的面孔，真正有力量和水准的作品仍然罕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