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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华东师大，只有我压根没有读过正规大学。那年中文系收了两个特殊生，古代文学有个工学院毕业的，现代文学就是我。年龄我又较长。宿舍202室四个人，两个1939年生属兔，两个1945　年生属鸡，大家自我解嘲说是“鸡兔同笼”。后来有人将这一届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组归类，起了绰号，我入的组居然号称“四大长者”。导师叫别的学生（后加了个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赵园，如温儒敏，只有两人享受特别待遇叫老钱，叫老吴。我最初不适应北大，因为我的性格，因为我长年接受“驯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导师安排写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论文，写出的东西王先生只给了一句话“你就是把《小说月报》读得细了一点”。我知道，自己对“五四初期小说批评”的思考太平庸了。同学们都来“送温暖”。正在作郁达夫研究的温儒敏便对我说，文学批评的题目很好啊，不要灰心继续做。所以后来我改做左翼和京派讽刺得了奖语，出第一本集子《戴着枷锁的笑》时还是把此篇收入做了个纪念。钱理群的研究精神成了我暗中努力的目标。他基本功扎实，思考成熟，鲁迅研究已经成书，但他不满意，好像要从头写过。他会利用时间，什么时候读什么书都有规律。午睡前、晚睡前我一歪头就见对床的他在浏览新买的杂志，读得飞快，一目十行的，过后发现他都读进去了。他不依仗才气，照样勤奋，比谁都用功。为了准备第一年学科的总结性考试，他和我们在宿舍里互相发问如做游戏，比方问《新潮》是哪年创刊的？《死水微澜》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谁？等等。我的藏书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一个月30元的生活费，要拿出十元买书已经十分吃紧。我是参照老钱的购书方案减去期刊影印本、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制定出来的。海淀书店来什么书了，走廊里有人一吼就赶快行动，常常弄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引以为乐。赵园不受人家随意鼓动，她买书读书都有自己一套主意。起初我拼命补看现代作品的时候，她却安心地细细地重读鲁迅。她的才华是显然的，我向她偷学如何专注于感受作品，偷学她文字的灵动，最有心得。凌宇是湘西人，身上有可爱的少数民族血统。他雄强、执拗，正好可以补我不足。我们后来天天听他讲沈从文，他讲起沈从文来就没完没了。在诸同学中不算博闻却能强记，擅背诵诗文。我们这批人最早给《十月》写稿子，是他联系的。陈山当年是个孜孜研读诗歌的秀才，收集资料不遗余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去搞了电影史。总之，那时北大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也没有功夫觉得。我渐渐沉浸在我的这些天才同学当中，吸取我的大学给我的营养。学习之外，直接的政治生活不多（虽然社会上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与大学生贴得近的是选举区人民代表，竞选的学生打出“出版言论”或“东方女性”各种各样的纲领，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也下过一次乡去参加夏收，好像谢冕、费振刚、裘锡圭等老师都去了，他们有的当时还是讲师。我们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中文系的学生自然还去看电影，或者是自己拿个凳子看操场的露天电影，奢侈一点的就到海淀工人俱乐部，在那里观《小花》，正是刘晓庆、陈冲、李谷一当红之始。看女排比赛需早早把凳子放到全研究生楼唯一的小电视室里，让想看又不敢看的理科学生眼热。足球胜科威特，男排获亚洲赛区第一时，校园里都自发形成狂欢活动，席子、垫子、笤帚统拿来当火把点了。国家、民族的长期积弱，转化成激情爆发出来。我和我年长的同学混在年轻学生人流中间，也感到了一股类似“五四”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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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4）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