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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就从这种“经济人”活动的利己主义出发，探讨了人类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只是二者在论述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论述的着重点不同，《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伟大的社会学著作《人口论》，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同的是，《人口论》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更象自然科学，它没有主观的人类情感方面的东西，而是在客观上描述了人类社会，就象人类观察蚂蚁和其他生物一样无情而冷酷。《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在书的开篇写到：“近年来，自然哲学方面伟大而意外的发现层出不穷，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执著而不受约束的探索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颖而奇特的政治见解把人搞得头晕目眩、目瞪口呆，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犹如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了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命运。”马尔萨斯提出：“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以通过磨殇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则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马尔萨斯在300年前通过自然法则预测了人类社会的不可完善性，这与理想主义社会改良者是针锋相对的。理想主义者认为某种完善的社会制度可以达到人人快乐，人人平等。这样，马尔萨斯成为了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学说无疑是严谨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