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第2/5页)

山西工委根据中央通知，为保证谈判工作顺利进行，确保中央代表安全，在彭雪枫来并之前，就向在太原市内做特科（情报）工作的胡熙庵作了安排。这天，胡熙庵向在山西省政府经济统计处任干事的地下党员智良俊交待了任务，说最近几天，“客人”要来，要他在“半租界”给客人单独租一间房子。“客人”来后，由他负责递送信件、书报、钱物等。一定要注意保护“客人”的安全，并绝对保守秘密。

智良俊，住在太原新南门街路西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因是“教会”宿舍，故有“半租界”之称。托洛茨基分子张幕陶以及国民党蓝衣社分子、国家主义派分子都住在这里，官方军警从来不到这里查户口，相比之下，这里比较安全。北方局特派员郝麟（即田俊烈）也住在这里。

“客人”是谁呢？智良俊猜想，一定是个重要人物。为了安全起见，他暂时到一间北屋去住，把南屋腾出来，留给“客人”。

不久，“客人”来了。他，中等身材，两颊略带健康的红晕，身穿布履长衫，一副商人打扮。约二十*岁年纪，举止潇洒，看上去很像个文化人，眉宇间无不透露军人的刚健之气。他说一口普通话，又略带河南口音。智良俊判断，“客人”可能是河南人。他平时指示送送报纸、邮件，保护“客人”安全，并不多问。时间久了，见“客人”经常同阎锡山、梁化之来往，才知道他是红军代表彭雪枫。

彭雪枫在太原住定后，根据党的方针路线，利用各种机会向阎锡山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随时掌握阎锡山的动向，即向党中央提供可靠情报。

由于我党通过彭雪枫向阎锡山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团结争取工作，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已初步形成，党中央同山西政府当局的官方联系进一步繁忙起来。

第一章 联共抗日（6）

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合谋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少帅没有忘记阎锡山在洛阳与其分手时说的“看机会慢慢做”的那番话。如今事情做出来了，满怀期望地希望阎锡山在这关键时刻，在军事上，至少是在道义上给予援助。于是，有关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传至太原，并电讯阎锡山：“西安十二日之变，谅已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同时，还派出代表，到太原与阎及牺盟会联络。

阎锡山获电之后，也着实吓了一跳：“六小子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于是，他闭门谢客，静观事态之变。连薄一波数次求见，阎均托词不见。彭雪枫以*代表身份，正面向阎陈述*主张，言明利害，使红军在三原、咸阳及西安四周顺利集结，稳定了动荡的局势。

当阎锡山听说梁化之、薄一波搞百万人签名营蒋的事情后，便于12月14日，正式复电张、扬：“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祝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以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连用5个“乎”字，被后人谈笑为“五乎”电报。

阎锡山的“五乎”电报，表现出狡诈、善变的风格，他俨然一副深谋远虑的姿态，没有提出丝毫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流露倾向性的意见，把一连串“难题”的皮球又踢给对方。他在张、扬和老蒋之间寻求一种折中立场，成为他“三个鸡蛋”哲学的典型标本。西安事变期间，南京何应钦出动重兵直逼临潼，借“营蒋”为名，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取而代之。在严重局势下，*中央致电阎锡山，请他“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南京孔祥熙得知阎的态度后，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