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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的可就太多了！沈欢毫不怀疑王安石在这方面会吃上亏地。他当年创办《文艺》，可不单是为了赚钱。也不单是为了那个水灾，而是另有深意的。

舆论就是一种监督，王安石日后也许会在这方面吃亏地………王安石这家伙，最重权术，为此甚至破坏掉宋朝廷政治上的平衡，为了顺利推行他的变法举措，他炮制出一个置三司条例司出来，架空了政事堂的权力，最后又把弹劾他的御史台的清流们统统贬谪，换上他自己的人。这点很不好，沈欢也最反感这一点，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腐化，也最容易出事！

今日王安石看似胜利的逼迫，他沈欢总要给对方下点不一样的料吧！对象就在这即将刊行地文章上或者说他沈欢在这个时代的又一本新书上，他当年获取名声的最大途径不是与朋友聚会写几篇诗词，虽然这样也获得不小的名声，他最得意的就是当年炮制了评论唐诗宋词的一本书！一两年过去了，他沈欢功成名就了，外头也好久不流传他的文章消息了，这一次，就玩一把大的吧！

“又该写一本书震一震开封地文人们了！”沈欢心头火热地构思起自己地新作来，王安石不是要自己为新法呐喊吗，行，新书里将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不泥人，也不是好捏地：这一本书，他将加上在日后能限制王安石的料子，让对方自食其果，嘎嘎，沈欢的心思，已经邪恶得令人发指了！

在他的构思里，这本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只有两三万字而已，对于后世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书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但是，这个时代，要写好一篇千多字的文章，都属难得了，更不用说发行面世了。好在他沈欢手下有一家印书馆，活字印刷的技术也还垄断着，要出书，容易得紧呐！另外《文艺》杂志也是他创办的，虽然经过欧阳发等人的经营，已经越来越成为士林活跃的阵地，可名声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强的局面也越来越明显了！

王安石说要在《文艺》看到自己的文章，沈欢决定满足他这个愿望，这本两三万字的新书，刚好可以在《文艺》杂志上连载一两期，或者再让欧阳发等人发一个增刊，这点影响力，沈欢应该还保持着。

发行之类的程序已经确定完毕，那么内容呢？这个“不一样的东西”，真的不能成为空话呀！既要与变法有关，又不能太过便宜王安石，这需要费心思的！沈欢把脑袋敲了又敲，都搜索不出后世现成的文章可以抄袭。有点记忆的也就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了，可这东西太强悍了，连君主立宪都搞出来了，他沈欢真敢拿出来，估计立刻就要掉脑袋吧。他不是谭嗣同，没有“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义，也没有汪精卫年轻时候“引刀成一快”的豪壮！他不过一个俗人，还想留着这个脑袋多享受几年呢！那么。这个通议是剽窃不了的，就是改头换面。也太过惊世骇俗，看来也只有通过别的观点自己写一些了。

沈欢文底不错，这几年浸透这个时代的文法，写起文章来，不说汪洋恣肆、通畅淋漓。却也自有文法，连司马光都赞之为文理谨慎自然，说理十足，大有他地风范！为文逻辑，是他的强项，没有理由不利用。只要在内容上出新就达到“不一样”地目的了。

当然，说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回事了，为了这个内容的不一样。沈欢一连数天从朝中回来一有空闲都闷在书房里下苦功夫。就在沈欢苦闷当头，十月底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份令他茫然又痛苦的书信。这是回老家丁忧地苏轼托人带来的书信，是苏辙送过来的，苏轼写这信的时候，还在回眉州的路上。这一次，苏轼没有展现他高人一等的文笔对路上景物大是描绘，信文很短，寥寥数十字，却有着一股难掩的悲伤力透纸背。

读完信文之后。沈欢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握着信纸地手拽得甚至指头关节都发白了，脑袋一片空白，只有嘴上喃喃地念着：“十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