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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中间夹入他事。张竹坡虽然未进一步在理论上说明，但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金瓶梅》不是单线组合，一叙到底的叙述结构，而是纵横交织，参伍错综的结构特点。每回两事，各回之间又是均衡、对称的。一百回共成一传，千百人总合一传：张竹坡对《金瓶梅》结构特点，在《读法》三十四中有概括评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金瓶梅》的这种结构特点，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三国演义》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来安排小说结构的。

小说叙述魏、蜀、吴三国兴亡史，三者之间矛盾构成三条主要线索。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总结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合一篇，分则文短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三国演义》把本纪、世家、列传熔为一炉，结构为一个艺术整体。《水浒传》结构采取单线结构法，用列传形式来叙述主要人物被逼上梁山的经过。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保留有传统史传叙事结构的影响。而《金瓶梅》则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面貌，纵横交错，是千百人总合一传的网状结构。既不同于《三国演义》的三线结构，也不同于《水浒传》的单线列传结构。《金瓶梅》艺术结构经验和张竹坡对它的总结，为《红楼梦》的结构创新开辟了道路。曲笔、逆笔，曲得无迹，逆得不觉：张竹坡在《读法》十三中说：“读《金瓶》，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六回金莲才热，即借嘲骂处插入玉楼；借问伯爵连日那里，即插入桂姐；借盖卷棚即插入敬济；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儿；借翡翠轩插入瓶儿生子；借梵僧药，插入瓶儿受病；借碧霞宫插入普净；借上坟插入李衙内；借拿皮袄插入玳安、小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笔不露痕迹处也。其所以不露痕迹处，总之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夫此书头绪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数也。我执笔时，亦必想用曲笔、逆笔，但不能如他曲得无迹，逆得不觉耳。此所以妙也。”这里说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头绪繁多，不可能像写史书那样一件件地写，写完一事另起一事。张竹坡所举十几个情节头绪的提出，不是正面地、直接地、单独地提出，而是在叙述一正在展开的情节中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插入。这被张竹坡总结为曲笔、逆笔，与安根伏线、顺势带出意思相近。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一回评语中就曾探讨作者在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中如何说起如何叙述，他说：“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如一喷壶水，要在一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关于月娘、金莲、瓶儿的情节是正面直叙。桂姐、玳安、子虚等则是曲笔、逆笔，并非另取锅灶，重新下米。故作消闲之笔：在《读法》四十四中说：“《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

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请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加武松问傅伙计西门庆的话，百忙里说出‘二两一月’等文，则又临时用轻笔讨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故作消闲之笔”与“偷闲笔法”不同。偷闲笔法，如武松提出，只在伯爵说话时提到，武松身份在一闲话中描出，只是轻笔点染，不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