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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拥挤不堪，只能就地而立，连伸手的地方都没有，李立三的腰带、鞋带被抽走，裤子上的扣子被剪掉，以防逃跑或自杀。同时，这也是他们增加被扣押者心理压力的一种手法。

第一次提审，李立三就报了自己的真名，说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李明是他在苏联的名字。审查员一听就叫嚷起来：“混蛋！你还敢胡说八道，冒充中共中央委员！”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应使李立三马上想到，内务部根本不了解被抓的是什么人，抓人名单显然是由别人提供的。近几年；所揭发的事实证明，许多中共干部在苏联受迫害，都是王明、康生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有关名单或进行举报的。《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在李立三之前已先后入狱，只剩下谢唯真一人在狱外，以致《救国时报》在李立三入狱后不得不于1938年2月停刊。

李立三的假案是套用当时惯用的手法杜撰出来的。首先，是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上纲，例如所谓“编审工作中的政治错误”。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翻译出版的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这份资料由林达生任责任编辑，李立三负责编审。译稿中“党徒”一词引起了异议。王明、康生提出这是“政治错误”，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审查，对林达生给以处分。同时借用此事，李立三进行指控，说他“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党徒’”，这是“蓄意蛊惑人心”、“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在林达生被捕后又进而诬告李立三是莫斯科市“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策划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等，并胡说什么李立三在中国一直搞反革命活动，1930年到苏联来也是带着反革命任务来的。

为了给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寻找“依据”，苏联内务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知道，当时仅凭犯人的“交代”，就可以马上送去枪毙。第一次审问，内务部人员就把皮鞭放在桌上，妄图给李立三一个“下马威”。二处处长沃尔夫松用连夜审问、不准睡觉的疲劳战术折磨李立三，进行诱供、逼供，甚至把一些经用刑后招供的人拉来“对质”，李立三还是坚决否认。沃尔夫松想迫使他“就范”，把他关进像棺材一样狭小、黑暗的禁闭室，用皮鞭、橡皮棍毒打，李立三仍不屈服。有时，利用他处于昏迷状态，逼迫他在“交代书”上签了字，第二天他一恢复体力，清醒后就推翻假供词，坚持进行反抗。

李立三认为，这是异常严肃的###，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他觉察到有人想把他的案件无限扩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诬陷。一次审讯时，沃尔夫松就拿出有瞿秋白、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罗迈等名字的中共领导人名单，诬称他们都是“###产国际的托派集团”，逼着李立三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后大为震怒，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诋毁和诬蔑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李立三坚贞不屈，决心斗争到底，他坚决要求写信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查员开始不肯，李立三就声称他的案件至关重要，许多情况只能反映给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才能澄清是非，迫使审查员不得不同意他的请求。李立三抓紧机会，把自己的冤案写信上告斯大林。他的信，斯大林究竟看到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李立三利用这种迷惑战术，拖延时间，不断写信上告，以引起各方领导人的注意，这样做确实达到了目的。李立三自己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把他当做一般犯人草率处理，拉去枪决。他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写信，审查组就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并于1939年1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