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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都不加分辨地主张，政府是有理性的，不仅如此，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无论是先机而发还是因势利导，政府也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同时，这样两种意见实际上还不加分辨地确认，改革的结果，不论是政府主动发起的措施还是政府被动采纳的主张，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式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因而也单面性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

从“温岭模式”的出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建设进程，无论是在其悄然的发起阶段还是在目前艰难的深入时期，显然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单面性地强调社会自身的运动或政府主动的导向都不可能给出圆满解释。在参与中国改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政府一方，当然是有其特定的理性的，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依据其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调整的，但其最后结果未必就是这种理性的直接结果。同时，政府理性必然又须经过政府内部的复杂互动，经由少数人的推动到多数人和上级的认可这样的过程，一如“*恳谈会”经历了初期、中期和目前的变迁所表现的那样。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建设抱持一种相对乐观的判断：中国的*建设是为一个持续漫长而又变化深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本身会发生变化，其面对的社会也会发生变化；制度创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生发出在创新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换句话说，*建设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就此而论，我们对“温岭模式”的关注与其说是兴奋地发现和乐观地期望曾经在温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能够随着改革进程而在其他地方得到再现，倒不如说是其中所提示的路径和方向、压力和动力以及复杂互动的过程等问题所综合构成的*建设发展前景。

当然，温岭的故事远未结束，我们对温岭的研究更是刚刚开始，我们的思考还有待于温岭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发。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1）

*之困局与出路

——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

燕继荣

随着20世纪*十年代*化“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化已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和重要内容。*既是普遍的，即它具有的某些核心内容可以适用于全球；同时它又是特殊的，即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必然要求，*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民众与当局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化发展的世界潮流，通过积极进行政府创新（government　innovation）来拓展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寻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长点，逐步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民意挑战的政治体系，这样才能化解*化等方面的压力，走出*的困局。

*是一种世界性进程

一般认为，*制度起始于古希腊时期，被理解为“人民统治”，用中国人的话语来表达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希腊人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demos”：通常它指整个公民团体，即全体希腊人。在*城邦里，公民大会正式决议开头一句话就是“The　demos　has　decided”（人民决定）。“demos”在这里就指公民集体。但有时它也指普通民众（the　mon　people）或者穷人。在平民看来，*政治的特点在于其全民性，而反对*政治的贵族则强调其穷人或平民掌权的一面。由于普通民众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所以，在古希腊，贵族出身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把*视为“暴民政治”或“愚民政治”。不管怎样，古希腊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