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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以及新的身份等级制直接损伤了社会的活力，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4）

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提法的被摒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社会经济资源垄断的局面明显松动，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出现并增多，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空间迅速扩展。与之相适应，中国民众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开始瓦解，社会成员开始具有了自我意识，具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创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以大面积涌流，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初步有效地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为限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革。

同时还应看到，这个时期人们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种初级的自由，是一种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能够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自由，而远远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意义。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自由同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缺乏必然的联系。中国改革初期的自由空间并非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而是解除了束缚之后的、没有限制所造成的，或者说是规则真空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初期，中国发展进程的迅速推进，与其说是得益于新体制的建立，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旧体制的瓦解，换个角度讲也就是得益于某种“无序”状态的形成。由于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详细密、可行的方略，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规则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这一切，造成了在改革初期这一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某种“无序”状态亦即规则的混乱和匮乏现象。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身束缚，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背景，因而只能说是一个初级的、有限的、不确定的、易于走样的自由空间。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这样的一种自由空间和自由状态显然只能是短期的、脆弱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由缺乏制度层面上的系统保护。一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事实是，在这种自由开始20多年之后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的规定方被列入《宪法》。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条件下，自由同平等两者之间势必会产生相互脱节的情形，自由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市场转型最初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是，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社会不平等也随之加剧。因而，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就必然会面临着系统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

“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这一特定的时代条件必然会导致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意味着，社会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农民阶层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竞争中很容易处在明显的劣势位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意识开始普遍形成，各个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互竞争的情形；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处在规则真空的状态，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了，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