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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要求似乎更加迫切一些。为此，孙中山先生在当年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政治发展议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首先要通过强制力确立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形成发展的基本秩序，进而通过政党的力量来整合和教化民众，推动社会的*化和现代化建设，最终达成宪政*。辛亥革命开启的*共和一直无法使国家得以成长的事实，使孙中山先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并保持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国*共和与国家建设得以实质性推动的关键所在。孙中山将其所领导的革命和*共和实践与苏俄的革命进行比较后认为，他的革命和国家建设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功，教训有二：其一，革命党不强，没有苏俄那样有组织、有力量、有理想的政党，为此要改造国民党；其二，没有革命军，没有能够为政党的目标而奋斗的革命军，为此要建革命军。国民党的改组和黄埔军校的建立，是孙中山晚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量身定做的政治杰作。他留下的这份政治遗产，不仅开启了北伐的征程，而且也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它奠定了*建设中的党政军的基本体制，以及以政党和军队为核心的国家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然而，在此后的实践中，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由于自身的分裂和*，没有对中国的革命和国家建设形成有效的政治支撑。政治的无能和腐朽，不仅使国家的现代化成长受挫，而且也使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的政党和军队走向彻底衰败。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掌握国家政权，开启了新一轮国家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战争胜利后，它也就自然成为国家建设的决定因素。党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体系，恢复了在长期战争中停止下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重新组织了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组织以及党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成为党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决定力量。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发展取决于国家权力作为的治理结构，在这里以新的形式再度展现出来。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恢复和发展，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治理结构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基于这样的治理结构所全面启动的“大跃进”，由于违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国情，在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遇到严重挫折。“大跃进”的挫折诱发了政治上的危机。危机一方面使政治开始脱离经济与社会的要求，步入了“唯政治”的政治建设道路；另一方面危机所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唯政治”的作用下，都逐渐转化为政治问题，从而最终导致“*”，而“*”对现有体制的全面冲击，使整个政治体系失效。显然，危机所引发的这两方面后果，使原先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党和国家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逐渐失效，并陷入危机。“*”的结果说明，这种危机不但无法促进国家建设和发展，相反，使国家陷入崩溃的边缘。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7）

可以这样说，自清末以来，不论是在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还是在*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危机，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源于政治的危机与失效，而摆脱危机的最重要前提，就是重塑国家的权威力量和领导核心。所以，“*”结束后，为了彻底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重新推动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新确立起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重新增强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使失效的政治重新获得对经济与社会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面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家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有效作用。这30年的发展事实再次证明：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