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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各项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排列轻重缓急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例如，有的论者认为如果不完成国家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迟早会中断，因此国际战略不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应首先完成统一大业；还有人强调，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有一些观察家指出，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核心国家利益。一般而言，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国家统一、国内政治安全、外交事务的各个决策部门，都认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着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们是如何合成的？是否有可能划分出首要次要，轻重缓急？

我认为，主权、安全和发展三大利益，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紧急状态中，各项利益的轻重缓急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在外敌入侵、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挑战或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迫威胁（比如需要援引《反分裂国家法》使用武力制止分裂行为时），就需要暂时牺牲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而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等全局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以处理“重中之重”的问题。在重大危机期间，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只能兼顾。但是，既然在现阶段“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没有出现其他方面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同经济建设相关的利益、事务，同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事实上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理应如此。

国家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正在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改革开放之前以保障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视角，转变到以经济发展和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等）为主要目标的视角。在军事安全方面，也出现了以军事手段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和公民人身安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某种需求。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国际战略上的“敌我友”。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对中国深怀战略疑虑并同美国结盟的日本，恰恰又都是同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合作最广阔最深入的国家；当前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同中国合作最多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关系与社会交往却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甚至韩国。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轴来观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远近亲疏，同以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为主轴的视角，存在明显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将长期存在下去，　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舆论导向为转移。

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为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功能性问题，分别创设了军控司和负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则在近年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功能性问题的中心。从近年来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来看，这一视角转变的趋势也很明显。功能性问题研究的比重上升，与地区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而且更容易取得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4）

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