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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3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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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3）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

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侯仁之说：“大会堂下面压着的，是永定河。”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7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鎛，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鎛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总督府之时，张鎛刚刚出生半月，多亏革命党不伤妇孺才逃过一劫。长大后的张鎛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鎛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4）

担任大会堂的总建筑师，自然代表着荣誉，却更意味着艰难。总理审定的方案其实只是个“轮廓”，此时，17万平方米大会堂的内部结构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为赶在１０周年大庆前完工，大会堂是“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张鎛落在图纸上的每一笔都将立即被付诸实践，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

可是，大会堂不是一般的建筑，很多特殊的设计要求，是身为建筑师的赵冬日、张鎛们之前不可能去考虑的。

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鎛，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