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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比之前预想得大。根据新的地质勘探资料，北京地下岩层有较厚而破碎的风化层，地铁的实际埋深将超过原来估算的深度。地铁北京站埋深将达到160米，而红庙附近将达到200米，相当于60层楼那么高。“这样的深度，电梯的长度至少要400米。这种超长电梯，我们根本无法生产。供电中断怎么办？电梯出现故障怎么办？乘客根本出不来。如果遭到破坏，漏水，就更麻烦了。”时任工程处总工的谢仁德老人，已经95岁，他在京西的寓所艰难地向我回忆着40多年前的往事。虽然叙述断断续续，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当时的焦虑。

深埋浅埋之辩（2）

后来，设计人员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集中到苏联专家建议的“全线采用防护性结构浅埋明挖”的方案上来。经过严密地计算和比对，他们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克服了深埋的诸多不利，也同样能达到防护的战备目的。

1960年1月，利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的机会，谢仁德向周总理、总参和６位元帅作了汇报。

同时，在公主坟和木樨地为深埋方案打的两眼竖井也得出了深埋难以实行的实证。这两眼竖井，直径6米，深为100米和120米。那时候，北京还不是一个缺水城市，地面2米以下就有水。“那水大到什么程度？每24小时就有200立方米的水渗出，而且水压很大。”当时作为技术人员参加过竖井开挖的王梦恕这样回忆。

时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专程来到木樨地，乘坐升降机到达井下，看到地下30多米，水就再也抽不干了。

这年5月，北京地铁修建委员会传达了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地铁采用“浅埋明挖”方案的决定。一场关于深埋还是浅埋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但此前一直属意深埋方案的原因，直到1965年才揭开。那年举行的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地下铁道都是深埋，但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却异口同声主张浅埋，因而对其用心深表怀疑。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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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统地铁（1）

1960年7月，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自此，援华的几千名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科研资料陆续离开中国。对于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的中国，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苏方的背信弃义，毛主席气愤地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不过，支援北京地铁工程的苏联专家，并没有马上走。也许是出于合同的考虑，他们直到1963年才离开中国。

但此时，中方技术人员已经明显感到，修建地铁的核心技术已接触不到。苏方已对中方实行了技术封锁。

令人感动的是，很多援华多年的苏联专家并没有像他们的政府那样，向中国关上技术的大门。他们抛却了政治上的分歧，以一个纯科研工作者的面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地铁设计和人才培养。曾任莫斯科铁道学院党委书记的那乌莫夫，1962年专门到北方交通大学免费为学生和老师讲了半年与地下铁道建设有关的课程。提起这段往事，当时还在交大任教的王梦恕感慨良多：“很多苏联专家非常敬业，他们是真正希望帮助中国做一点事情。”

就在技术人员们筹划着北京地铁蓝图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北京地铁下马了！

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中央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时下马。铁道部随即下令撤销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研究所。一时间，参与地铁设计、施工的人们，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