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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使劝进,建拥立之功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愍帝被俘,西晋覆亡。次年三月刘琨、段匹石单遣左长史、右司马温峤及散骑常侍、清河太守荣邵等奉表及盟文劝晋王司马睿即帝位。临行前刘琨对温峤说:“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对温峤寄予厚望。同年六月,温峤等携表至建康,慷慨陈辞,深得司马睿器重,并且“王导、周顗、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温峤从此留在江南,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这一年他才30岁。

元帝即位,以温峤为散骑侍郎,后历王导骠骑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乃太子身边亲近之官。因其主掌侍从太子左右,献纳得失,备切问近对,故有晋一代“皆以俊茂者为之,或以郡守参选。”温峤深得时为太子的明帝司马绍信任,“及在东宫,深见宠遇”,并与司马绍以及当时侍讲东宫的庾亮结为布衣之交。温峤极尽规谏之职,献《侍臣箴》,劝导太子“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屏彼佞谀,纳此亮直”。太子欲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温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又曾谏太子马射,告诫太子勿“纵一日之娱,忘万代之基。”司马绍继位后能有所作为或与温峤早年谏导有关,而温峤后来在明帝朝备受重用更当与这段仕历密切相关。

三、平定王敦之乱

东晋*是在琅玡王氏等大族的扶持下建立的,以琅玡王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握有军政大权,直接威胁着封建皇权。为改变主弱臣强不利局面,元帝有意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推行“以法御下”政策,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导致与琅玡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元、明两朝握有重兵的王敦先后两度举兵内乱,就是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

永昌元年(322年)一月,王敦以诛刘隗、刁协,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反叛。在这次乱中,温峤一开始似乎并没有看清王敦篡晋的政治野心,他曾对周顗说:“大将军(王敦)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对王敦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当朝廷军队节节败退,太子欲亲自帅兵决战时,温峤极力谏止:“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但是当王敦攻入建康,欲诬以不孝之名废黜太子,动摇晋室根本时,温峤真正看清了王敦的险恶用心,挺身回护太子:“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挫败了王敦废立取代的阴谋。

不久,元帝在忧愤中死去,明帝即位。温峤拜为侍中,“机密大谋皆有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又转任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多承宠任,职权更重。温峤在中书令任上可能时间不长就上疏谦辞:“臣才短学浅,文疏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轻重,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王敦对温峤颇受明帝亲倚甚为忌恨,故请其为己左司马,欲拉拢温峤。温峤在对王敦劣行谏止不果的情况下,“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既保护了自己,又取得王敦的信任。值丹阳尹缺,王敦表请温峤为丹阳尹以便在朝廷为己通风报信。温峤设法顺利还都后向明帝尽奏王敦逆谋。太宁二年(324年)六月王敦果然再次举兵作乱。这一次王敦的矛头直指向温峤,并发誓要自拔温峤之舌。与永昌元年不同的是,王敦最后以兵败身亡而告终。

在平叛过程中,温峤功不可没。首先温峤在乱前提醒朝廷预先防备,“又与庾亮共画讨敦之谋”,使讨伐有了充分的准备;其次温峤直接参预指挥讨伐战斗,受命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当王含乱军主力进逼秦淮南岸时,温峤果断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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